朱立群，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
　　
　　富里奥·塞鲁蒂，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哲学系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盟治理、全球治理与中欧关系。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国际安全。

　　尽管全球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全球化与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现实，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使得全球治理面临严重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历史经验证明，大国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大国应承担“全球领导”的使命与责任。
　　《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是对不同层次全球治理的一个概况，着眼于全球治理的总体框架，既探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模式问题，也探讨了国际法治中的“软法”“硬法”及国际刑法的合法性问题，还探讨了裁减核武器、国际贸易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国际移民问题，更有对欧盟、东盟和非盟等治理机制的探析，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全球治理现状及趋势的了解。

　　此外，无核国家也应该被邀请参加相关的谈判。例如，那些拥有先进的民用核设施的国家以及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国家。它们可以通过向全世界承诺不谋求核武器来推动整个裁军进程的发展。如果无核武器国家不承诺建立相应的燃料循环体系并改造现有核电设施防止核扩散，那么有核国家也未必愿意彻底削减核武器并构建无核武世界。
　　（四）将核武器的数量降至几百后还要发展到什么程度？
　　越来越多的有核国家已经认识到，如果它们的安全顾虑不能被消除，核武器的军事和政治作用依然强大，那么这些国家不可能在裁军问题上有所作为。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而其他国家可能提出一些别的方案，比如中国将继续推广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印度会推动其长期建议的核武器公约；无核国家无论是否参加谈判都将继续强调它们对于无核武世界的主张。最重要的是，美国可能会继续致力于推动奥巴马总统发起的核裁军进程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将核武器的数量控制在几百枚以下必须还要保证具有最低限度的威慑。从硬件方面看，最低限度的威慑是针对武器的脆弱性而言的。在使用过程中，一些武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就无法到达目标，因此最低限度是指要有足够冲破敌人防御工事的武器数量。从软件方面看.最低限度威慑是指要具备有效的指挥、控制、沟通和情报体系，以及实现威慑的政治意愿。根据当前的情况而言，大国间保持最低限度威慑的核武器数量约为200个左右。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而以色列则很可能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核裁军的多边谈判中，各国将在保持相互间最低限度威慑的原则下继续努力，并把大幅增加任何形式的武装力量视为对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公然挑衅。那么，如何将这一进程继续下去？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既减小无核化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确保各国能够享受其带来的“红利”？
　　由于世界在不断变化中，所以是很难预料核裁军谈判的发展过程。抛开政治秩序问题不谈，一些军事团体的存在显然会带来很多不稳定性，甚至是危险。当然，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变化引导裁军进程朝着风险最小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最终的目标。
　　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各国的核武器数量迅速地降至近乎“零”核的状态。
　　一种可能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即各国迅速地实现“零”核，建立虚拟核武库。另一种可能是各国迅速将核武器的数量降至比零核略多的水平上，比如30枚左右。这时核报复能力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一些武器可能会被攻击者破坏，其他的可能会被拦截，或者无法正常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将显得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可能会趁别国警备不足时搞突然袭击，而被袭击国的决策者在思考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时，也可能会疏忽防御武器的升级。因此，为了使最低限度的威慑具有灵活性，各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将核武器数量降至几百枚左右最为合理。
　　因此，较为明智的做法是跳过这些所谓的过渡阶段，直接从几百枚左右的核武状态实现无核武世界。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销毁剩余的核武器前，彻底清除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原材料，拆除专用的核设施，并将从事核武器研发的工作人员转移到其他行业。换言之，最低核威慑状态的稳定性应维持到无核武世界被真正实现以后。只有到那时，我们的目标才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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