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物学——自私或温存
政府本身不过是人性集大成者罢了。
——詹姆斯？杰弗逊，1788
我们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守护者么？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守护者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项使命会不会和我们自身的生存使命相矛盾？毕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人活着就是为了生产和消耗，生物学家也说，人类应该致力于生存和繁殖。两个学科的措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孪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二者遵循的都是“竞争有益”的逻辑。
然而就在早些时候，在与英国毗邻的苏格兰，却诞生了大相径庭的思想。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顾及他人情感。这本著作的知名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国富论》，但开篇那段话却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人类或许真的非常自私。尽管如此，他的天性里明显还存在一些特质，让他去关注他人命运，甚至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满足——哪怕自己除了观者的快感一无所得。
法国革命者讴歌“兄弟之爱”；美国前总统林肯呼吁“充满温情的伙伴关系”；罗斯福总统则热切赞许同情之心，将之誉为“健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诚如他们所说，人们为什么时常挖苦那些心软的人，奚落他们滥施同情或者感情用事呢？让我们看看2005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发生了什么吧。当时美国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人心惶惶，一个有线新闻台做了一期节目，质疑宪法中究竟有没有保障灾难救援的相关条款。节目请来的一名嘉宾立场鲜明地表示：他人疾苦，与我无关。
飓风引起路易斯安那大坝决堤。事发当天我正巧从亚特兰大开车去阿拉巴马的奥本大学做讲座。我去的那片地区损失不怎么惨重，只倒了些树。尽管如此，宾馆人满为患，灾民千方百计地把老人、孩子、猫啊、狗啊全塞进来避难。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周围变成动物园了！当然这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你可以看出灾难有多严重。这些能挤进避难所的人还算幸运；扔在我门口的晨报上赫然印着灾民迫切地呼救：“就这么就把我们扔下不管，和禽兽没什么两样！”这人已经被困在路易斯安那体育场数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必要的卫生设施。
虽然灾民抱怨，天经地义，但他的话我却不能苟同，动物才不是抛弃同伴的无情畜牲呢。无独有偶，我那次到奥本大学刚好要做这方面演讲，我的观点是，人类“内在的猿形”其实并非普遍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卑鄙；正相反，共情的能力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让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当然也不能要求人们随时随地和他人情感产生共鸣。在新奥尔良遇灾之时，成百上千的人带上各自的盘缠，开车扬长而去，将老弱病人抛在身后，任他们自生自灭。在某些地方，甚至能见到死尸漂浮在泛滥的洪水中，成为鳄鱼的腹中餐。
但就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深深的不安也在全国弥漫开来，大量支援物资汇向受灾地点。人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比较后知后觉。美国人原本挺慷慨的，可惜从小受到错误信仰的教导，把亚当？史密斯奉为经典，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中有只“隐形的手”，可以解决各种社会困境。然而这次在新奥尔良上演了“优胜劣汰”的一幕，这只“隐形的手”显然没能在灾难中阻止骇人情景的发生。
经济成功有时是以减损公众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桩丑陋的秘密。其后果是造出一个巨大的、没人在乎的底层阶级。卡特里娜之灾让美国社会的这个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驱车回亚特兰大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共同的利益”才应该是当前的时代主题。过去，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恐怖袭击、全球化，和政治丑闻的细枝末节，却忽视了更宏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让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后者在卫生保健、教育、司法领域都不可或缺；一旦发生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至关重要。路易斯安那大坝一直遭到严重忽视，直到决堤。洪水发生一周后，媒体伸出手指，忙不迭地点数罪魁祸首。工程师有没有失职？钱款有没有被挪用？总统先生怎么还不从他的假期里抽身回来？照我家的传说，手指头应该点在大坝里（在荷兰传说中，一个勇敢的男孩用手指堵住坝上的破洞，让村庄免于受淹——译注）。荷兰大部分土地低于海平面6米以上，大坝神圣不可侵犯，政客根本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水的治理权超越了国家职权范围，掌握在工程师和当地市民委员会手里。
这样一想，荷兰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针对大政府，而是由于社会中多数政客都目光短浅。
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精神
你也许认为生物学家不该多管闲事。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生物问题没有解决，小到象牙喙啄木鸟、灵长动物对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大到热带雨林消失，从猿到人的演化。我承认，回答这些问题的确是生物学家的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众对生物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当年，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第一次展现动物和人类行为的关联，人们嗤之以鼻，如今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大家已经能够更开明地接受人类同其他动物的相似之处，这让生物研究变得更为便利。所以我决定更进一步，看生物学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启发。哪怕要趟政治的混水，也不必太过紧张；毕竟生物学早已同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如今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每项争论，都建立在大量对人性的假设之上，人们以为这些假设源自生物学事实。其实多数都是子虚乌有。
比如，人们热衷于各种公开赛，很多人把这个癖好归结为生物演化的结果。“演化”的说辞甚至出现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当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冷酷无情的股市大亨戈登？盖柯口沫横飞地讲出那臭名昭著的“贪婪宣言”：
“问题在于，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当的，贪婪有用，贪婪扫清障碍、摆平一切，贪婪，它是进化和进步精神的精华所在。”
进化和进步的精神？为什么对生物的臆断永远是阴暗和负面的呢？社会科学描述人性时常常借用霍布斯的老话：人对他人像狼一样。这句话根本就建立在对其他物种的错误假设之上，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对人类的描述当然也值得商榷。因此，生物学家解释社会和人性，无非老生常谈，只不过生物学不会去论证空泛的思想框架，而更关注实际问题，比如人类天性究竟是什么，源自何处；盖柯口中的“进化与进步的精神”，是否真的等同于贪婪，除了贪婪还有没有别的内容。
法律、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缺乏合理的工具，因此这些学科的学生很难跳出局限，客观审视自己所在的社会，因为无从对比。他们真该多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结果。这几门学科都向我们传达出同样的信息，人是群体动物：我们协同合作，对不公正的现象心思敏感；我们有时好战，但多数时候爱好和平。倘若忽视了这些人性特点，社会就无法理想运作。我也不否认人会为个人动机所驱使，所以我们才看重功名利禄，向往衣食无忧。社会同样不能回避这些人性特点。人有社会性和自私自利的双重面孔，然而问题在于，至少在西方世界，后者经常被看作人性的全部。因此我决定关注前者，包括共情能力，以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些科研项目探讨了人类及其他动物利他性和公平意识的起源，已经得到了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结果。科学家发现，如果让两只猴子同工不同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那只就会闹罢工。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工人宁可失业也不容忍分配不公。聊胜于无的道理谁都懂，因此猴子和人都不折不扣地违背着利润原则。这种抗议行为无疑说明生物看重奖励，同时也表明，我们对不公正的抵触是与生俱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缺少团结精神，可以想象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将充满阿党相为与暗箱操作。而基督教的古老价值观又提醒我们不能对贫病交侵的弱势群体置之不理，看来两种价值观要水火不容了。常见的出路是将罪责全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如果“穷困潦倒”是穷人的错，其他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脱离干系了。依据这个逻辑，卡特里娜之灾过后一年，一位声明显赫的保守党政治家纽特？金里奇竟然要求开展调查，矛头直指那些没能在飓风中成功避难的人，称他们“没履行好公民责任”。
那些强调个人自由的人常把集体利益描述成浪漫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东西，认为追求集体利益的行为只适用于胆小鬼和共产主义者，而值得推崇的是人人为己的逻辑。在他们看来，与其花大钱建一座保护整个地区的大坝，不如“自扫门前雪”，各自照顾自己的安危。事实上在佛罗里达，一家新公司应运而生，贯彻的就是此项精神。他们提供私人飞机座位租用服务，好在飓风来袭时把人运出去。如此一来，付得起钱的人就单飞，剩下的只好挤在一起，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慢慢挪步。
所有社会都需要应付这种“先己后人”的态度。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我指的可不是人的社会，而是耶斯基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黑猩猩群体。中心在亚特兰大东北有一处野外站，我们把黑猩猩养在露天畜栏里，有时会给它们一些可以分享的食物，比如硕大的西瓜。多数黑猩猩都想率先拿到食物，因为一旦什么东西被据为己有，就很少会再被其他人抢走。你能在这个群体中看出个体对占有权的尊重，即使是处在最低阶级的雌猩猩也能在最强势的雄猩猩眼皮底下霸占住自己的吃食。没有食物的个体时常凑到有食物的黑猩猩旁边，伸开手掌讨吃的（看，这个手势人也通用）。它们告哀乞怜的时候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恨不得贴到别人脸蛋儿上。如果有食的富猩猩坚决不让，讨食者甚至可能突然爆发，哭天抢地、满地打滚，好似末日来临。
……
展开
——德斯蒙德·莫利斯，著有《裸猿》三部曲
★看完这本书，你大概能意识到，人类是多么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动物。我们不但可以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我们也可以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快乐，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痛苦。在灾难和异族面前我们相濡以沫，一旦天下太平我们又相忘于江湖或者相互厮杀。如此极品，却又如此科学。这本书不但可以让你坦然接受内心的黑暗杀人越货，还可以让你不做作不矫情的释放光明学习雷锋。
——周欣悦，中山大学心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