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村认同越来越困难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Mendras）在其名著《农民的终结》中，不无忧虑地描绘了法国农村的消极前景。通过研究二战后法国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现象，他发现了这一状况对乡村的消极后果。他认为农村社会丧失了最具能动性的人力资源，因而预测农村的未来发展因为没有更新的观念和技术而将失去希望，因为留守农村的老人接受新生产方式比较困难，传统农村的生产方式将不得不面临终结的厄运。尽管孟德拉斯笔下的法国农村在经过二十年努力后重现了活力，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农村处于被边缘状态，的确给法国农村带来了灰色的记忆。比如，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单一、组织化程度低、青年人向往城市、农村贫困等现实使法国一度出现了对农村极不认同的情况。现在，二战后的法国农村窘境几乎在我国农村得到了复制：
在城市化巨大的效率吸引下，城市成为大量青壮年向往的就业天堂，而快速的城市化迫切需要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尽管城市给予了这些农村劳动力不雅的称呼，他们也并不在意（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盲流”、90年代变为“剩余劳动力”、21世纪以来逐步被“农民工”所替代），每年大约2亿左右的农民工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问。除了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身所存在的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工作条件、劳动权利等隐l生社会问题之外，还存在更加深远的社会隐患：这个农民工群体普遍对农村是不认同的，而城市也存在着对这一群体的体制性不接纳的难局，使农民工不得不面对既无法回到农村，也无法在城市获得尊严的尴尬境地。在这个群体中，尤以随父母在城市打工长大的“九零后”青年（新生代农民工）为典型：一方面，他们不具有务农的技能和农耕训练，再加上没有对农村的认同，并无回到农村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愿意回到“陌生的农村”；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尽管属于城市的另外一个圈子，但已经形成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却在“熟悉的城市”圈子里难以被城市所接受，教育、就医、工作，甚至是成家立业都有各种制度性的束缚。这种寄人篱下的疏离感，如果长期存在下去，失败的挫折感可能会扭曲他们的价值观，一旦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他们难免会在青春期叛逆心理的支配下，做出报复或危害社会的举动。
根据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年轻人和素质较高的人是进入城市的主力军，而农村一般都会走上空壳化之路，农村因而呈现出老年化的脆弱结构特征。我国也不例外，城市每年吸引了超过2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大多数落后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空壳化问题。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老人总数超过4。00万，在劳动、就医、精神生活、家庭氛围、公共安全、养老与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种种不便。同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也十分突出，他们的求学、家庭教育、性格与习惯养成、社会交往、基本权益、人身安全等方面，也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难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种失衡的社会关系结构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农村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成为威胁农村社会结构稳定的不利因素。无疑，农村的这种空壳化现象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正态规律，显示出农村人对农村的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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