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真理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白雌鹿～样不得不在森林中疯狂逃窜；只有通过巧妙的窥探，才能够使她显露原形，就像在莎士比亚和那些懂得如何运用伟大艺术来讲述真理的大师们眼中那样——就算行动隐蔽，一点点接近……（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洞察其全部，因为真理总是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将自己显现给那些真正能读懂它的人们。”
这段引文出自于梅尔维尔的著名评论文章《霍桑和他的（占屋青苔）》，在文中梅尔维尔赞扬了霍桑能够使他的读者看清社会谎言与深层人性真理之间区别的能力，而这～深层人性真理又常常以模糊不清或者被扭曲的形式存在着。梅尔维尔是美国独立革命英雄的后代、政治领袖的兄弟和朋友，在他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就对年轻美国的未来充满了期望。即便如此，他的许多著作中仍1日充满了对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的强力指责与激烈的批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例如，在《泰比》和《奥穆》中，文中的叙述者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坦率的批判，这些批评引起了一些评论家、家庭成员及身边朋友们的不快和反感。所以梅尔维尔很快就学会了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来掩盖他本人的政治观察结果，并且将这些发现埋藏在他日后变得极具挑战性的文体和复杂的叙事结构中；梅尔维尔在他对霍桑的评论中公开表明美国的入流作家如果要对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进行评判的话，则必须学会运用一些隐密的文字象征。那么，使人费解的是，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竟然不得不被用于一个在宪法中标榜以言论自由为荣的国家，但是同时也恰恰是美国在其言论观及其实际操作上的矛盾与差异使梅尔维尔感到烦躁不安，他愤世嫉俗的言辞越来越多地指向美国人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的陋习，不愿为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负责的态度，特别是对国内外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责任感缺失，正是在这些因素推动下，他创作出像《白鲸》、《皮尔埃》、《广场故事》和《骗子的化妆表演》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对美国民主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危险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透彻的分析，这些暗中的微妙之处只有“那些真正能读懂（它们）的人”①才能够体会入微。
作为一名美国文学研究学者，我长期关注于那些美国作家对美国的各种不满以及他们对该用何种技巧来揭露与解析美国意识形态及文化方方面面问题的争论。在我所撰写的《革命时代的作家们》一书中，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刚结束的数十年间的文学史这一部分，我曾提出在1770至1840年间的美国作家将自己定位于美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批专业作家。他们将创作出既能教育读者又能愉悦读者的文本作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以实施后来梅尔维尔口中的“讲述真理的伟大艺术”为其使命，甚至也试图在虚构性记叙文本中实现这一伟大艺术。在那些早期的作家中间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义务，去创作政治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能够使他们的读者意识到他们社会中的政治现实，从而使他们成为更加民主的公民。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包括菲利普·弗伦诺、乔·巴罗、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等人在内，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这种努力在精英群体中得到支持甚少，那些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批评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在大众群体中的阅读人群也极其有限。许多富人和权贵阶层对这些作家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这些作家近乎于虚空浪费、依赖他人劳动吃饭的寄生虫。同时，就农民和商人而言，他们从作家们对那些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严肃认真的批评中并看不到有多少价值。毕竟，从一方面来讲，美国宪法赋予了作家批评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人民及其领导者们也有权忽视这些作家的存在。②
因此，接下来的几代美国作家开始致力于采取一些策略创作出富有交错复杂意义层面的叙事文体以反击政府炮制出的官方神话和民族小说。这样的做法需要谨慎权衡文本中模糊与直接两个层面的比重，因为正像梅尔维尔所说的那样，如果读者打算去理清这种令人困扰的真理的话，而这种真理通常又总是挑战着大家所珍视的民族神话、质疑着领导人的权力，或者伤害到了那些令人舒服的固有观念，那么就应该给这名读者制造出一种错觉：是他自己发现这些迂回曲折的真理的。一旦读者感觉到作者在把真理强加于他们的话，读者就会对真理和作者产生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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