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缘起与意义<br />生儿弄璋，生女弄瓦，先民很早就定下了接纳孩子降生的心理基调。<br />而这一基于性别差异的观念在现今的潮汕社会，仍然普遍存在。比如时下<br />依旧有不少潮汕家庭追生男孩，全职太太仍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在潮<br />汕女子以“贤惠”标签“享誉”国内外的同时，潮汕的“大男人”也受尽<br />了各方质疑。这种源自性别差异的不同在潮语流行音乐中，则有着另外一<br />种表达。黎田康子的《一壶好茶一壶月》、《那一夜的月亮》、《遥思》等歌<br />曲曾在20 世纪90 年代传唱一时。现在回想起来，那甜美的歌声在拨动听<br />者心弦的同时，曲中女子思念远方丈夫的那份孤清与落寞也常回荡于脑海<br />之中。不禁让人想到：在近代下南洋的人口迁徙潮中，留守家乡的潮汕妇<br />女的心曲之所以如此动人，也许就在于那经得起岁月消磨的真挚情感。而<br />痴心等待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惯于隐忍的性别特征，以及自身成长过程中的<br />点滴经历和感悟，或许都是促使笔者在后来选择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作为研<br />究课题的潜在原因。<br />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习期间，受师友启发，选取了潮汕地区的教<br />会历史作为主攻方向。曾经忆及，幼时在邻居家中曾见到黑白的头带荆<br />棘的耶稣受难像，天窗的光柱照射在画像上，尘影飞舞，一片肃穆的气<br />2 坚忍与守望<br />氛。跟这家的小孩照样玩耍，并没有觉得彼此有什么不同。而当我开始<br />就潮汕地区的教会与女性这一课题广泛收集资料时，父亲才对我说起家<br />族中的一段往事：解放前，祖母的六姑母许氏因不满丈夫娶妾以继男嗣，<br />带着女儿离开澄海县城，到汕头埠皈依天主教。老祖姑许氏从此没回夫<br />家，依靠教会自谋生计，维持母女二人的日常花销。后来，她的女儿嫁<br />给了一位教内的年轻人。这段往事引起我的好奇：面对丈夫娶妾，老祖<br />姑作出了明显与隐忍不同的选择。她的出走是否受到了教会的影响？而<br />教会又是如何为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提供了庇护之所与生存技能的培训？<br />这些也促使我去进一步思考宗教对女性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影响。<br />“二战”结束后，西方妇女广泛走进职场，性别研究逐渐兴起。20 世<br />纪70、80 年代，一种主张赋予妇女全面参与权利（empowerment）的新<br />发展理念被运用到教会史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积极肯定基督教会在近代<br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引导作用，如提倡男女平等、推进天足运动、反对<br />一夫多妻和溺杀女婴等。1 也有学者认为传教会是激发妇女重新思考她们在<br />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的因素之一。2 这是否意味着教会体制内的妇女也应获<br />得相应的“解放”，而且是与教外妇女相比更大程度的“解放”？要回答这<br />样的问题，唯有对信教妇女的婚姻与职业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然而考<br />察信教妇女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教会史研究中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柏海伦<br />（Heleen Murre-van den Berg）曾指出：“我们知道在当地活动的女传教<br />士是谁，她们在国内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传教士，她们在传教地做了什么工<br />作，但我们很少能弄清楚第一、二代当地信教妇女是谁，她们为何及如何<br />入教，基督宗教给她们的日常生活（婚姻与职业）带来什么影响。”3 鲁珍晞<br />（Jessie G. Lutz）也抱怨说：“对于晚清时期的非精英信教妇女，我们的了<br />绪 论 3<br />解相当少，而对她们生活细节的了解似乎也不太可能得到。”1 造成这一现象<br />的原因，当与历史记录多出于男性之手，女性的生存状况往往容易被忽视<br />有关。<br />上述问题在中国教会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虽有史料缺乏、零散、解<br />读不易等难处，但也并非没有突破的空间。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信教<br />妇女的生存状况，有必要先将她们做具体的空间定位，进而了解其家庭背<br />景、人际关系等影响其宗教信仰的因素。盖因基督教徒在地方社会中有多<br />重身份认同：“信教的家庭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他们所属的宗派和宗族紧<br />密挂钩。”2 只有厘清这些因素，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她们为何信教？新的<br />信仰是否改变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确有变化，这种变化对她们所处的<br />地方社会又有什么影响？于是，笔者采取了“地方社会中的信教妇女”这<br />一情景化的研究视角，因为潮汕信教妇女的生存空间是潮汕社会，而不是<br />外国传教会的传教地。<br />本书研究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第一、二代已婚的信教妇女。选择“第一、<br />二代”信徒，是因为早期信徒的个人经历是重要的研究素材，能让人们更<br />好地理解宗教的影响3；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已婚的信教妇女”，则方便笔<br />者检验那些“过着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男女信徒的性别观念。相对于父女、<br />母子等性别关系而言，夫妻关系无疑在已婚女性的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br />因此也是主要的关注点。至于没有选取在教会学校中就读的女子作为主要<br />的研究对象，则是因为学校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空间。而且当这些女子毕业<br />后进入婚姻生活，她们也会同样面临如何协调与丈夫关系的问题。此外，<br />本书也会对信教家庭的父女关系有所关注，考察父亲的意见对女儿婚姻抉<br />择的影响。<br /><br />信教妇女的婚姻与职业是笔者关注的两大主题。对于第一个主题，将<br />会考察理想的基督教婚姻与“基督化家庭”理念在潮汕地区有哪些具体内<br />涵（第六章），以及教会的婚姻条规在具体操作时遇到的障碍（第七章）。<br />对于第二个主题，主要着眼于早期潮汕信教妇女从事的两种职业：女传道<br />和抽纱女。1 对女传道和抽纱女生活上的变化，以及各传教会的婚姻条规与<br />婚姻实践做细致的探究，有助于理解潮汕地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如何从传<br />统走向现代。在19 世纪中后期，潮汕当地信徒在不知不觉中就已体验了<br />“现代”的生活。而所谓“现代”的观念也开始在他们的思想中萌芽，并<br />在入教后体现于他们的行为和所从事的职业中。<br />“情景化”具有时空两个维度。在潮汕地区，时间维度体现在福音传<br />入潮汕的过程：西方传教士与潮汕男性侨民先在南洋地区相遇；福音随<br />后因侨民返乡和传教士获允入华而在潮汕传播开来，教会的妇女事业也<br />随之展开。为了应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婚姻问题，教会也多次修订其婚姻<br />条规。空间维度则体现在粤东若干教会传教区的交叠，以及潮汕地区下<br />南洋的人口迁徙和基督教东来传教网络的交叠上。此外，晚清时期由传<br />教士传入的抽纱业在促成当地新的贸易和移民路线形成的同时，也将潮<br />汕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是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br />由于新教和天主教属于不同的教会体系，因此当前国内教会史在<br />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分开进行的。而布鲁斯·马斯特斯（Bruce<br />Masters）的中东教会史著作《奥斯曼阿拉伯世界的基督与犹太教徒》，<br />却是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对立<br />面，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2 这是教会史研究的一种新角度。在<br />1849—1948 年的一百年间，潮汕地区传教主要有三个新教传教会（美国<br />浸信会、瑞士巴色会和英国长老会）和一个天主教传教会（法国巴黎外<br />方传道会）。本书所涉范围，也涵盖了这些新教和天主教传教会。这是因<br /><br />绪 论 5<br />为在潮汕社会这一具体环境下，同属西方宗教的新教和天主教持有相似<br />的婚姻伦理与现代化日程，也都面对着共同的当地社会，因此有理由将<br />这些传教会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1<br />戴娜·L. 罗伯特（Dana L. Robert）指出，天主教修女与她们的<br />新教同侪一样，承担着“教师”和“护士”的工作。2 而潮汕地区的信<br />新教和天主教的妇女同样从事“传道”和“抽纱”这两份职业，只是<br />称谓稍有不同。以“传道”一职为例，在新教语境下称为“传道姨”<br />或“女传道”（Bible-woman），而在天主教语境下则称为“守贞姑”<br />（Virgin），“与传道姨一样，守贞姑也走街串巷到信徒家中讲解教义”3。<br />事实上，潮汕地区这些西方传教会关系是多样的。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br />国家，分属不同的教派（信义宗、浸信宗、长老宗和天主教），彼此之<br />间也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合作和协商一直存在，如在传教区域的划<br />分、人员的借调和教会书籍的借鉴和出版等方面互通声气。在相互竞争<br />的同时，也彼此效仿成功的经验和策略，这些情况之前常被学者所忽<br />视。有鉴于此，笔者会侧重考察不同传教会妇女工作的决策、教育方针<br />以及婚姻条规之间的同异。<br />本书副标题中的“姿娘”，即是潮汕方言“女人”之意。林伦伦认为<br />其本字是“珠娘”，见南北朝时期任昉的《述异记》：“越俗以珠为上宝，<br />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4 也有学者认为该词源自“煮娘”，即“煮<br />饭的娘子”。从字面上理解，“姿娘”让人联想到婉约温存，容貌可人的<br /><br />6 坚忍与守望<br />丽人。1“福音”则指代基督教与天主教。两个词联缀在一起，即是指信<br />仰基督教与天主教的潮汕妇女。“韩江下游”则泛指粤东的潮汕地区。在<br />此居住的有潮汕（福佬）与客家两个族群，但以前者人数居多。关于研<br />究时限的划定，是因为目前可见的最早一份向潮汕人宣传基督教婚姻观<br />的小册子刊印于1849 年，而在建国前夕的1948 年，英国长老会完成了</p>
<p>对婚姻条规的最后修改。不过，由于涉及抽纱业在教会圈子外的发展状<br />况，使用了部分口述史材料，因此考察的时间也会下拉到20 世纪70、<br />80 年代。<br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宏观背景，20 世纪20 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br />及由此引发的妇女解放运动对潮汕地区的影响，笔者亦有注意。但是正如<br />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说，虽然“必须承认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人们<br />的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然而，当被卷入历史上的大灾难时，置身其间<br />的民众大多数并没有被触及”2。鲁珍晞也承认，当新文化运动和20 世纪20<br />年代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非基督教运动发生期间，中国社会发生的<br />种种变化对城市中的年轻女性确实产生影响，但乡村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并<br />没有发生相同程度的变化。3 具体到潮汕地区，尽管民族主义多少也影响到<br />在汕头口岸读书和工作的女学生、抽纱女工，但从资料上看，它对农村地<br />区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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