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歌二集:《温州读书报》文选》:
夏承焘(瞿禅,1900-1986)是我的二姐夫,大我二十岁。我念小学五年级时,姐夫问我大哥游止水:“修龄现在能看《阅微草堂笔记》吗?”大哥回答说:“看不懂的,现在的教科书都教白话文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阅微草堂笔记》的书名。我是到十三四岁念初中时,才在国文课中接触到文言文,而承焘姐夫十三四岁时已经会作旧诗了,这是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带来的影响。二姐大我约二十岁,她与承焘姐夫结婚时,我还不满五岁,所以不知道他们俩结婚的时间和情况。承焘姐夫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去省立第九中学(即现在严州中学)任教。每逢寒暑假,姐夫都到我家度假,为此,他曾写诗一首赠止水大哥。这诗我至今还记得:“两番借宅当还家,始信吾生未有涯。报汝一诗真草草,墙东凝笑有秋花。”那时我家天井里有个花坛,里面种有木槿,正好是初秋时开的花,所以说“墙东凝笑有秋花”。
姐夫写作的书稿很多,需要端正地抄录一遍。这个任务由我二姐担任,二姐叫我帮忙,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分担抄写他的书稿。姐夫每天都临帖学字,二姐在他的督促下也每天练字。姐夫在中学任教三年,在此期间,他不断地研究,破译了南宋词学大家姜白石的旁谱,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久,他被杭州的之江文理学院聘为国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前后达十年之久。之江大学所在的山,名月轮山,姐夫在任教期间写作了大量赞美月轮山景色的诗词。
承焘姐夫每逢回家乡,经常在我家度假,前来拜访他的客人很多。我记得的有刘景晨老先生,还有梅冷生、徐堇侯、方介堪、王季思等。姐夫喜欢临写黄道周的字,我也跟着学。姐夫还很推崇马一浮的书法。前来求他墨宝的人很多,每逢有人来求书法的,在旁边磨墨的必是我。以上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我还是中学生时的回忆。
姐夫执教中学期间,温州没有他自己的房子,所以每逢假期都在我家过。进了大学执教以后,情况转变了,大学教授的月薪高达三百银元以上,经过在之江大学十年的积累,他托他哥哥买下一座二层楼房,地址在谢池坊中段下岸靠河的一侧。谢池坊的取名,源自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一年,住在积谷山下,边有池塘,故称谢池,这条坊巷称谢池坊。谢灵运任永嘉太守虽只一年,但他跑遍了永嘉各县的山山水水,留下许多不朽的诗作,流传最广的名句“池塘生春草,杨柳变鸣禽”(变即遍)是形容永嘉楠溪山水之美的。所以姐夫把新居取名“谢邻”。姐夫的挚友吴天五的妹妹吴闻,是姐夫的学生,姐夫买到房屋后,她即住在谢邻,就近请教姐夫。蒋礼鸿是姐夫的高足,抗战初起时,他的家乡陷敌,姐夫让他住到谢邻度假,并让我跟蒋先生进修古文。蒋先生后来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名教授。
二姐和姐夫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因而他俩富有空闲时间游山玩水,拍摄、积累了大量的照片。他们最常去游览的地方是雁荡山,他俩几乎游遍雁荡山的每个角落。一次,二姐不慎失足从岩石边跌下深渊,幸而中途身体被大树枝托住,得以营救脱险。他们俩因热爱雁荡,相约百年后,把骨灰也埋在雁荡,并且生前曾在山上选好岩石,开好两个洞穴,以便安放骨灰。二姐先姐夫走了,骨灰已埋进洞穴。姐夫退休后去了北京,不久即和吴闻结婚,他俩相约,百年后把骨灰葬在千岛湖的山上。因此,姐夫的骨灰是分葬在雁荡山和千岛湖的山上的。
承焘姐夫是一代词宗,有关他的词学辉煌成就,已有专家和他的学生后辈反复追念陈述,何况我是外行,所以我就到此为止,不敢画蛇添足了。陈楚淮老师陈楚淮先生是我念温州中学高中部时(1935-1937)的英语老师。楚淮老师是中国式的才子,能诗,能导演话剧,又懂中医,本行英语的精通更是有口皆碑。解放后调往浙江大学外语教研组,同事们都称他为活字典,凡是字典上查不到的字问他,他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忆他教我们高中英语课时,每逢英语作文课,我们大家身旁都带有小字典,以便查找合适的用字。他在我们中间踱来踱去,一发现有谁查字典,他便叫不要翻,说:“问我好了,我就是活字典!我绝对能回答,除了烧饼油条!”多么幽默风趣。
陈老师对大家英语作文的批改非常认真。他用红墨水批改,字又写得很大,如果改动一多,就满纸是红墨水,他就戏称为“洪(红)水滔天”。他发还作文簿时,对作文差的同学说“你又洪水滔天”了。
他在英语教科书之外时常介绍美国抽象派诗人的诗,朗诵给大家听,成了我们的额外收获。他上课时常有题外插话。一次,他忽然对大家说,昨晚睡眠不好,朦胧中吟了一首诗,就把这诗当场念给大家听,有些诗句是很坦率的:“晚上入睡时是一个人,早晨睡梦依稀中变成了野兽!”
楚淮老师没有出过国,英语的发音是根据国际音标,虽然很标准,却不够口语化,这反而让他形成独有的风格。温州有个英国教会办的白累德医院,一次,院长夫人找不到可以说英语谈心的人,特意访问楚淮老师,两人晤谈甚欢。院长夫人称赞楚淮老师的英语是古典的优雅的英语。
楚淮先生会写话剧,兼任导演。1937年抗战开始,全中国人民掀起一股抗日浪潮。东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时有一首《松花江上》的歌曲反映了东北人民纷纷举家逃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处境,凄婉动人。又有一出街头短剧《放下你的鞭子》,描述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香姐”和父亲靠卖艺维持生活,又累又饿的“香姐”演不好,父亲就用鞭子抽打她,观众们怒吼:“不许虐待孩子!放下你的鞭子!”楚淮先生就导演这出街头小剧,带领大家上街表演,父亲由高三的马骅同学扮演,女儿由初中的麻文芳同学扮演,二胡伴奏《松花江上》由高一的我担任。演出反应强烈,后来还在前中央大戏院多次演出。
楚淮先生又自编自导一出抗日的话剧,剧中有一个汉奸,由高三同学梅祖荫担任,梅在日军面前低头哈腰,丑态百出,把汉奸演活了。想不到这个舞台上的假汉奸,后来成了真汉奸。梅祖荫的大哥梅思平,是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伪浙江省省长,抗战胜利后被枪决。梅祖荫下落不详。
大概是1979年前后,我骑自行车路经玉泉,碰见陈老师在散步,我连忙下车向他打招呼,自我介绍,我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温州高中的学生。他已年逾八十高龄了,但很快就回忆起来,并且感慨地对我说,现在的大学英语哪里及得上你们高中时期的水平,那时我拿文学材料给你们当教材,现在的教科书很浅近,还念不好。不过,陈老师指的是当时“文革”后刚恢复的英语水平,以后便趋向正常了。
回想1949年建国初期,各级学校曾一律取消英语,改学俄语。我也改学俄语。“文革”过去后,英语解禁恢复了,为了弥补过去长时期与西方科技的脱节差距,我曾一度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农业科技的书籍资料,凭的还是中学时期那点英语基础。可见,楚淮先生的英语教学法虽然看起来有点杂乱,实际上收获的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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