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藻选择余天明做他的接班人，主要原因已如上述，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他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余天明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和表现。众所周知，在“礼仪之争”中，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共同对抗耶稣会。作为方济各会士，余天明不可能完全背离本会的立场而站在耶稣会一边，否则，他早就受到本会的斥责乃至处罚。那么，为什么罗文藻还要选择余天明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呢？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余天明在“礼仪之争”中的态度与罗文藻比较接近，至少不是颜珰的坚决拥护者，在罗文藻和余天明共事的五六年中，并没有因为在“礼仪之争”问题上的立场和看法不同，而影响彼此的关系以及他对余天明的评价。换句话说，余天明对中国礼仪的看法，大概不会如同梁弘任那样极端和绝对。按照常理推测，余天明不应是梁弘任的主要谋士或亲密朋友。然而，梁弘任在罗马期间与之交往最多、最频繁的人，恰恰就是这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方济各会士余天明。在黄嘉略不足十个月的日记中，余天明去到梁弘任的住处将近20次，有时一连数天，天天都去。黄嘉略通常称他为“余主教”，偶尔也尊称他为“余老爷”，他们的关系似乎相当不错，有时一起到教堂去做弥撒或外出散步。尽管黄嘉略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余天明与梁弘任讨论些什么，但是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话题必然离不开他们奉派到罗马来完成的主要使命，即敦促教廷禁止中国礼仪。余天明之所以与梁弘任往来密切，或许因为在“礼仪之争”中，他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虽然基本立场站在反耶稣会一边，但对中国礼仪采取的是一种妥协和折中态度，因而对耶稣会的想法比较了解和理解，堪称知己知彼。对于梁弘任来说，余天明的意见显然有助于自己制定策略，更巧妙地与耶稣会周旋，争取教廷的支持。
第二位是“耶稣会卫神甫”。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gois Noel，1651-1729），1651年出生在比利时，1687年来华，起初在江南一带传教，后来应邀去江苏淮安和安徽五河主持教务，在五河曾有15天内付洗106人的惊人成绩。1692年转到江西南昌、建昌和南丰等地传教。受四位主教以及耶稣会日本省和中国副省的派遣，卫方济作为特派员与另一位耶稣会士庞嘉宾一同赴罗马，就“礼仪之争”向教廷申诉。据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名录》1记述，他们于1702年1月14日从广州搭乘一艘英国船，启程返回欧洲，同年10月4日到达伦敦，10月30日抵巴黎。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卫方济、庞嘉宾与梁弘任一行同在10月30日那一天到达巴黎，而此前都在伦敦候船。前面已经提到，当时适值英法两国交恶，往来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船只十分稀少，梁弘任一行是搭乘巴伐利亚使节的船，才得以渡过英吉利海峡。卫方济和庞嘉宾难道能在同一天搭乘另一艘船离开英国？从当时的情况推测，这似乎不大可能，换句话说，他们很可能是搭乘同一艘船由英国回到法国的。但是，黄嘉略在他的自述中对于与两位耶稣会士同船抵法一事只字未提，梁弘任也从未提及此事，这就令人颇生感慨。他们虽然同是为了争取教廷在“礼仪之争”中支持己方而前去罗马，却因双方的观点和立场根本对立而彼此视同陌路。同是天主教徒，同是在华传教士，对立双方的关系居然紧张到如此程度，“礼仪之争”之尖锐和激烈可见一斑。在黄嘉略的日记中，卫方济的名字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耶稣会卫神甫来拜”，另一次是黄嘉略去天台看热闹时受卫兵阻拦，恰在此时巧遇卫方济与两位枢机主教，黄嘉略在他们的引导下，方得以进入天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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