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07：旁观者之痛》为《单读》系列文集的第7辑，本辑专题栏目围绕“旁观者之痛”，从艺术、文化和非虚构报道等多个角度，对各类社会文化现象、历史文化名人和轶事作了回顾、访谈和叙写，本期内容包括：茨威格传记作者在《被征服的茨威格》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探讨茨威格为何会选择自杀，揭示这位以擅长刻画人物内心而著称的奥地利作家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著名作家伊恩·布鲁玛在《零年》中，回顾了父亲在二战期间的凄惨经历，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审视战争、人性与希望；记者林姗姗走进著名的九号院，试图拼凑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宏大图景和决策制定参与者的各异群像，从更为个人化的角度展示了当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前进之路的；旅加记者邹波则在“柳树屯教堂”，思考了自己在到达加拿大之后对于移民身份的困惑和融入新环境的挣扎；作家云也退从周立波起始，将时间倒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回顾了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常宝霆等相声名家，在不同时代里如何运用相声与笑声反映时代特色以及价值取向，等等。
许知远：旁观者之痛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记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在那个流浪狗咖啡馆。一群俄国青年常聚集于此，他们声称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创造一种美学与思想标准，曼德尔施塔姆是他们的领袖之一。
沿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散步时，这句话意外地冒出来。这两座城市颇有些类似。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突然被强加来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圣彼得堡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复制物，然后让它努力地模仿西欧的风格。维也纳则在19 世纪后半叶突然冒出来，歌剧院、议会大厦、帝国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交替出现，维也纳就像是一座主题公园，过分用力地想变成豪斯曼的巴黎。
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
如今想来，再没有比“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更能表达我的朦胧感受了。茨威格的维也纳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开放、自由，继承又打破传统，对各种新尝试难以餍足。它也正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让我从一个匮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但我从未了解这个更丰富的世界。那一串闪耀的名字与作品，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感到困窘，一种旁观者的困窘。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发生着各种动荡、变革、转型，但所有的事件却没有构成那种“真正的历史”。我们似乎在回应各种外来的潮流——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审美标准。这回应让我们慌乱不堪、疲于奔命。
这状况正在改变吗？历史正在向中国倾斜吗？相比于博物馆式的维也纳，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馆，杂乱的堆砌正在进行。它正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于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代表历史的新潮流。而这财富与权力是催生出新的创造力，还是反而腐蚀与摧毁了创造力。你分明感到这潮流的巨大力量，但同时感到其中新的封闭性，它过分执着于表达受挫的自尊，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这样的潮流可能制造出足够多喧嚣，却没有真正的创造与影响。
我能感到内心的焦灼。这旁观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对世界文化更广阔的理解与雄心，才能真正治愈。
许知远 vs. 周锡瑞：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
我自己对农民很有感情，我做过不少这个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农民做口述史，农民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义和团的资料，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1960 年代山东大学作的调查，有些调查记录我看了，参考了这些记录，记录里没有说问题是什么，但可以根据回答倒推出问题是什么。比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不，天主教不见得都是富农、地主。”“不，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这就可以看出，问的是：“天主教都是地主是不是？”“义和团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就说“不”。后来，我逐渐发现离城市比较近且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些村子，就说“对”，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越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越给你保持着客观。
从义和团到共和国的山东农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过程。他们经过了抗战，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很多政治教育。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比较大的村，1980 年我到那儿去，知道已经不可能找到参加过、看过义和团的农民了，但是我主要想看村和村组织是什么样的，和义和团的结构有什么联系。当时是大队干部陪我去，召集五六个人（五十多岁），都给我讲一大堆教科书上的东西。后来休息时我说这个村比较大，人口有一千多人，应该有七十多岁、八十岁的老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说有是有，不过脑筋不清楚。我说脑筋不清楚也无所谓，我的脑筋也不见得清楚。你给我找来，看怎么样。这个干部说他们在割麦子不方便。我说他都能割麦子，脑子不见得不清楚。到了周末休息时，他回来了，把一位87岁的老人找来，脑筋可清楚了。我问他义和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南村来的，义和团是北村来的，搞乱的、闹事的。”这个村子分南北村，有不同家族、不同习惯，北边有练拳的。这件事说明，年轻一些的农民、干部召集的，比较听话，年纪大的想说真话，不听干部的指挥，他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林姗姗：九号院的年轻人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那就像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后响起的沉闷尾音。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二十三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三天，留下一段失败农民起义的行迹。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 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地标式的称呼更像一种仪式，总是透露着人们对它的感情。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它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九十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李娟：遥远的葵花地
葵花苗躲过了沙尘暴，却没能躲过鹅喉羚。刚长出十公分就惨遭袭击，一夜之间给啃得干干净净。我妈只好又买来种子补种了一遍。第二茬青苗很快出头。长到十公分时，又在一夜之间被啃光了。
又补种了第三遍。很快，第三茬种子重复了前两茬的命运。我妈伤心透顶，不知找谁喊冤。很快，她听说野生动物归林业局管。便跑到城里找县林业局告状。林业局的倒很爽快，满口答应给补偿。但是——“你们取证了吗？”我妈懵了：“取证？啥意思？”那人微笑着说：“拍照啊，当它正啃苗时，拍张照片。”
我妈大怒！种地的顶多随身扛把铁锨，谁见过揣照相机的！？再说，那些小东西警觉非凡，又长着四条腿，一有动静撒开蹄子就跑到天边了，拍“正在啃”的照片？恐怕得用天文望远镜拍吧！
总之，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播下了第四遍种子。本来7月中旬就可以回家的，这下至少得等到9月了。这是我妈后来给我说的事。
说起来，鹅喉羚也是很可怜的，大旱之年，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野生动物们只好向北面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然后被愤怒的农人开车追逐、撞毙……死不瞑目。但人的日子又好到哪里去呢？春天完全过去了，万亩土地仍空空荡荡。
无论如何，第四遍种子的命运好了很多。似乎一进入6月，鹅喉羚们就熬过了一个难关。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去了哪里？哪里水草丰美？哪里暗藏秘境？这片坦阔的大地对我们隐瞒了什么？第四茬种子长出地面，因一无所知而格外蓬勃。毕竟它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
新探索
【话题】
旁观者之痛/许知远
被征服的茨威格/乔治·普罗尼克
零年：1945年的历史/伊恩·布鲁玛
大国的诅咒/张承志
【对谈】
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
——许知远 vs. 周锡瑞
【影像】
看与展览：作为社交的拍摄/龙荻
【报道】
初抵柳树屯教堂/邹波
九号院的年轻人/林珊珊
【随笔】
在花莲听杨牧的课/郭玉洁
父亲/于威
遥远的葵花地/李娟
满洲里的性瘾/唐棣
拯救黑夜/韩松
所有人都笑了/ 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