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本书荣获“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首）。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作者徐贲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这个有机的整体，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公共说理”的各方面问题。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强调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启蒙又是自我启蒙的一个过程。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更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认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公共对话的基础，“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还指说服别人，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便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
　　——徐贲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有的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见。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吓公众的把戏。
　　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也犯下类似的政治妖魔化错误，这会与韦斯特使用“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怪物玩具没有什么两样。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并不一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meme），“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其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暴力残害、集体洗脑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致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和空洞符号。
　　然而，人们今天对于“文革”还远没有形成像对纳粹极权或希特勒那样的共识。公然赞美或怀念“文革”的还大有人在。由于现实中还存在着关于“文革”正确、必要或管用的神话，在公共辩论中，如果能够经常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作论理证据，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个多么极端疯狂的时代，发生过哪些极端疯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语义基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红”来标志———红心、红歌、红色传统、红色后代、红色接班人、红色江山。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黑帮、（政治）黑线、打黑、黑窝、黑心肠、黑五类或黑七类。比起“西狗”、“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是更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

序言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第七讲 逻辑谬误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