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论丛（2014年第一辑）》：
治道是治理天下之道，治道是研究统治者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统治，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绝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于此。在牟宗三看来，中国的治道，也即治权民主，尧、舜、禹以后以及秦汉以来，皆事实上已时有之，而原则上亦普遍肯定之。儒家讲“德化的治道”、道家讲“道化的治道”、法家讲“物化的治道”，均是如此。三个自上而下的系统交替使用，君却总是一个无限体，得不到应有的限制，君的主体性得不到消解。但是，政道是治道的基础，所以有治道而无政道，则治道孤立无援，也无客观的保证，从而不具有必然性，时有而不必有。因此，中国的治道总是主观的，系于君相一心，不能通过政道而客观化，人民永远处在被动的睡眠状态中，其主体性无法真正确立。显然，治道只有证成性，仅治道本身并不能说明一个政权是否有正当性。而且，正因为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传统政治以革命取得政权和后继之世袭均没有政治正当性。既然革命和世袭均没有政治正当性；那么，治道虽到了无以复加的自觉境界，也无法推出政权就拥有正当性。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只向治道用心，而始终不向政道处用心，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实缺政道这一环。无论德化的治道到了何等无以复加的境界也不够，必须转出政道来，对政权有安排。所以，牟先生说中国以前只有治道，没有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他主张改造中国传统政治，变成现代的政治，确立人民的主体性，即是人人自觉地是“政治的主体之存在”，建立起政道。这不是兼取道家法家以补充儒家的问题，因为道家法家根本不向政道用心；只有本着儒家的骨干，审辨儒家大同理想所阐发之诸概念之何所是及其所蕴含的一切，使思想义理转弯、撑开，始能转出政道来。
因此牟宗三认为，新外王就是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下贯第二义之制度。以往儒家论外王，原则上是视为内圣之直接延长，其落实之致曲表现，便只落在第二义之制度以及随之而生的附带诸义。所以外王总无成，内圣亦有憾。牟宗三认为问题出在第一义制度转不出，徒视为内圣之直接延长，或只落在第二义之制度上，则外王事功总不得成，而且必然转为与内圣对立。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症结之一。新外王要解除此症结，必须以第一义制度为完成外王事功，消融其与内圣对立的总关键。在牟宗三看来，新外王必转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与事功精神。新外王所讲政道是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的宪法轨道，故是“理性之体”；治道是在第二义之制度措施下处理共同事务的运用之道，故是“智慧之明”。有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客观形态，无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主观形态，即圣君贤相之形态。中国以前无政道，而于治道则言之甚透，而且正因为无政道，所以治道已透至最高的境界。儒道法三家治道亦有时而穷，但这并非三家治道本身的问题，而是主观形态的治道问题。所以治道的转进，在于如何由主观形态转至其客观形态。牟宗三将其称为“治道之异质的反省”，即由政道夹制治道，使治道成为客观化。治道转为客观形态，则真正的外王事功才能被实现出来。总的来说，只有建立起第一义制度（政道），政治才有正当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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