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黑格尔哲学从康德的实践理性中开启了有关起源和生成的哲学思想，这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有关事物发展运动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启示。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底，因为有关起源生成，以及发展变化观念仍然是作为“绝对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实现。所有运动、生成、发生、起源等的目的仍然是理性自身及其终极目的。如此，黑格尔对康德进行了批判，但仍然没有跳出康德的“先验理性”的困境。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哲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又彻底颠覆了黑格尔哲学，从而能真正彻底贯彻黑格尔曾呈现的思想。而这种思想观念倒转的关键就在于：从霍布斯的自由主义观念出发，来真正实现黑格尔的理性自由思想。换言之，从霍布斯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的“自下”，来实现黑格尔绝对主义自由目的的“而上”，在霍布斯与黑格尔之间找到一条全新的哲学之路。
为此，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我们看到了足以颠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观念，虽然霍布斯政治哲学在康德先验哲学之前就早已出现。霍布斯政治哲学是一个有关人生命和生存的自然主义观念，它从具体现实的生命生存实际活动出发，自下而上，从非理性的生存权利逐步演化和塑造出所谓理性的社会和人本身的形式。在霍布斯看来，理性自始至终就是某种具体非理性生存方式而得以形成的后天形式。这就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两条人性公理，从第一条“自然欲望公理”逐步演化出第二条“自然理性公理”，从人类非理性的自我保存——权力和利益，到人类居于共同的生存，而不得不形成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社会结构、自然法，甚至情操和德行。“根据自然主义论证，这条公理被归结为自我保存的原则：鉴于保存生命是满足任何欲望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自我保存就是'首要的善'。作为这个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霍布斯试图从自我保存原则着手，推演出自然权利、自然法以及所有德行——柏拉图的四大基本德行。”①
事实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近代西方文化已形成了两股彼此对立的文化思潮。首先，人之为人而非动物，肯定是具有理性的。有关理性，它是人固有的先天形式，还是后天形成的形式，甚至，如果承认是后天形成的形式，终究也要趋向一个终极的形式，而这个终极的形式才是人自身真正的目的。人类对自身的界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借鉴。实质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借鉴反映了一个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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