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困境：对黑格尔理性思想的信仰危机
由于伊壁鸠鲁原子论体系存在着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表现出不满，他认为把感性的东西永恒化是产生迷信和拜物教的根源，而借助于理性才能直接反对原子论。由此，马克思走向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并用普遍性、个别性与否定性等自我意识的重要概念开辟出他的哲学道路。
青年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后，首先受到神学的困扰，他认为理性和世界并不是异在的、外在的、依附的关系，理性就是内在的世界本质，并不是外在强加给事物的。“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①马克思试图摆脱黑格尔的神学倾向，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直接投身政治斗争，政治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又促使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发生深刻危机。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恩认识到，书报检查所产生的恶果不应归咎于个别检查官的不法行为，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身“客观的缺点”。他从理性原则出发犀利地批判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与出版自由是相矛盾、不合乎理性的而应该被废除。进一步，马克思将这种弊端映射了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认为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决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国家，而是需要彻底改造的非理性的基督教国家。“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山这时，马克思虽然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原则出发，却得出了要改变制度的革命结论，反映出他与黑格尔思想观点的分歧产生并加大。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思想的批判在国家观方面尤其显著，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是从私有财产的法权意义上，尤其是自然法的权利方面谴责了私有者的贪婪与对农民的压迫．尽管他此时还没有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但马克思却看到应当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性国家，却只代表利益的占有者，国家的概念和它的经验存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如果说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直接指向国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那么这一点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与后来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明显体现出来了。黑格尔认为哲学和宗教都是以真理为研究对象，都是对理性的把握，而国家作为理性的体现与宗教没有原则的对立；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反理性的，哲学才是理性的，宗教和国家的对立性决定了国家不应该以宗教而应以哲学为基础。在这两篇文献中，马克思正式批判将国家沦为自己理性工具的观点，认为理性存在于人民之中，由此引发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批判中，市民社会理论起着关键作用。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充满极富思辨性的德意志色彩，他以独特的逻辑仃进方式建立的法哲学体系，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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