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杰，籍贯山东东营，1959年9月生于贵州贵阳，文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出版过《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超越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审美空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概论》等论著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等译著，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过50余篇论文和译文。

　　活跃于清末明初政学两界的康有为，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文化大师。本书对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其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做了认真的梳理，并主要围绕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与其思想政治活动的关系，从不同方面透视了康门师生之间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传承、突破与发展，由此不仅展示了作为一个近代政治活动家和学者的康有为在学术和教育思想方面的独特性，而且也使人看到，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思想和学术的变化对于传统师承关系的深刻影响。

　　二、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学风
　　三次聚徒讲学，使康有为身边聚集起了大批的弟子，因此，后来梁启超为康有为祝寿写的对联中曾用“弟子三千”这样的数目来夸称他桃李满天下，这一夸赞也暗含着将康门与孔门相提并论的意思。不过，在康有为亲自创办的学堂中，真正的直系弟子其实并不多。最铁杆、最正宗的康门弟子，主要出自学风最盛、持续时间最长的万木草堂。而据卢湘父的回忆，在甲午、乙未两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万木草堂的弟子总共也才“约为五十人而已”。
　　康有为是在乡试不第、第一次上皇帝书又遭遇挫折的穷途才产生了回家办学的念头。用其大弟子陈千秋的说法，是“既绌之于国，乃讲学于乡”③。当时，这位“研经穷史”“博采纵涉”而自认为“学大定”的自负书生，满腹中西学问，却无人识荆。在极度失望中，他曾“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后来他又到杭州去投奔自己的同乡、浙江学政潘衍桐，想谋个差事，也未能如意。最后“乃归讲学于粤城”①。也可以说，创办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在走“上层路线”无法走通的情况下选择的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
　　1890年，康有为举家从南海迁往广州，那里的云衢书屋是他的曾祖康式鹏（号云衢）留下的祖产。康有为迁居广州，也是想利用这座祖传老屋开馆授徒。
　　但广州并非僻壤，像康有为这样没有科考功名的人，要在这里靠开馆授徒谋生并不容易。这里有众多的书院教馆，一般开馆授徒者至少也得是个举人，而康有为虽已三十四岁，却屡屡在科场受挫，功名上迄无建树，仅仅靠祖父荫德才成了一个“荫监生”。他本来就曾因西樵山修行的怪异举止，在广州学界被传为“异人”，在京城以布衣之身上书皇帝的事情，此时也闹得沸沸扬扬，人人都认为他狂妄虚骄。所以，他讲学计划开展得并不顺利。吴敬轩在《康圣人的故事》中记述了康有为招揽学生最初遭遇的尴尬，虽然不过是街谈巷议，却颇合当时的常情：
　　圣人初居广州，只是一个监生，名不出里巷。一日忽发奇想，贴广告“教馆”，见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书其旁曰：“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圣人虽气，亦无如之何。
　　当时，广州有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这五大书院，可算是当地的最高学府。这些书院都各有所长，如学海堂长于经学，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学生称专经生”，而菊坡精舍则长于词章之学，“专治词章”③。能进入这些书院就读的学生，都具备了相当的学问功力，其中不乏一些眼界独异的人，学海堂的陈千秋就是一位。
　　陈千秋是康有为的南海同乡，也是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同窗好友。康有为称其“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学者之所未见也”①。梁启超也对陈十分钦佩，说他十八岁时写的《广经传释词》，“往往匡高邮（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不逮”，并说，在学海堂两年，他本人“治考据、典章之学”，都是以陈千秋为其“导师”②。
　　陈千秋大概属于那种年少气盛、喜欢异端言论的年轻人。他听说康有为冒死上书、请求变法的事后，带着仰慕和好奇，于１８９０年３月，第一次以客人身份来到云衢书屋拜访，结果却被康有为那套“非常异义可怪”的经学理论所吸引。虽然他一开始还试图与康进行辩论，但康有为“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并“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陈千秋于是“恍然悟”，并于当年６月放弃了已就读两年的学海堂，成了康有为的第一个弟子③。
　　陈千秋将自己拜谒康有为的事情告诉了好友梁启超，通过陈千秋，梁启超又成了康有为的第二个及门弟子。康有为收取陈千秋和梁启超时所采用的这种面试形式，也成为他后来录取学生的基本方式。
　　学海堂两位高才生相继著弟子籍，无疑给康有为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应。此后，就陆续有一批学生开始放弃帖括训诂之学，投身康门，成为他的弟子。他们中，除了陈千秋、梁启超，还有徐勤、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曹泰、王觉任等人。１８９１年春，随着学生人数骤增，康家的云衢书屋已无法容纳，于是，康有为租赁了广州长兴里的邱氏书屋，正式开馆讲学，是为长兴学舍，也就是万木草堂的前身。由此，康有为开始了一段专注认真的教书生涯。
　　办学伊始，康有为就写下了《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并“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①。到１８９３年，由于不断有学生慕名拜门，长兴学舍也已无法容纳众多的学生了，康有为又开始设法寻找新的校址。在梁启超、徐勤等人的具体操办下，他最后租赁下了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将长兴学舍搬迁来此。这里万木葱茏，绿意盎然，所以，来这里后，长兴学舍就更名为“万木草堂”。这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已出版，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从游者也越来越多。
　　与当时广州的各大书院相比，万木草堂既无官方的资助，亦无绅商的捐助，其创办和运作的经费，基本上是由康有为自筹，因此学生不但没有膏火和月奖（均为书院用以奖励学业达标学生的奖金，不少学生赖以为学费），而且每年还需要缴纳十两脩金。但万木草堂不同于一般书院，它既不讲帖括应试之学，也不务考据训诂之学，它所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目的在培养人才，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其教学内容和形式都对学生颇有吸引力。
　　从《长兴学记》对课程的设计可以看出，康有为特别重视通才的培养。他认为：“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②
　　这种对博学和通才的强调，与拘于词章和训诂的其他书院相比，显得视野开阔，气象宏大。
　　那正是万木草堂欣欣向荣的时期。学堂规模正在扩展，众徒云集，康有为讲课也格外用心。他每天在课堂里待四五个小时，大逞其学问与口才，让学生看到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①P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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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康有为：先驱与“圣人”
第一章“圣人”抱负与“经世之学”
一、求学时代与“圣人”抱负的养成
二、西学与思想的新视野
三、首次上书受挫与“托古改制”的经学
第二章“经营天下”
一、上书“格君”与“开会”办报
二、维新风暴中的“帝王师”
三、从保皇到复辟／105
第三章章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
一、讲学与“经营天下”
二、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学风
三、“致师弟之亲”
第四章康有为与粱启超
一、荫监生的举人弟子
二、晚清人物数康梁
三、师生分歧
第五章学有所承的康门弟子
一、徐勤：“康氏的子路”
二、孔教传人陈焕章
三、康有为的书画趣味与书画家弟子们
结语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