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考：中国经济宏观与微观》：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7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或者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者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日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想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三）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渎书，拥有多方面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油然而生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a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和毛泽东见过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