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学会（IEA）荣誉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政策。他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贡献。他也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引介传播了许多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有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

　　《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内容是在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深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与进程，是吴先生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论述著作。
　　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再次为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吴敬琏先生作为最早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呼吁“重启改革议程”，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一书是吴先生近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的相关文集，全书共分五辑，分别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呼吁重启改革”、“如何重启改革”、“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共收入文章50篇，内容系统明晰，深入探讨深化改革的各个议题，综述重启改革的历史意义及重大影响，同时为转型时代的改革步骤提供理论参考。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作者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建言，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需要政府工作人员，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也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种种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福祉。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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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辑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2008年7月）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2007年2月）
“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谈《西班牙旅行笔记》（2007年11月）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2011年7月）

第二辑 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为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型构建良好的环境（2007年8月）
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源于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2008年4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思考（2008年9月）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2008年11月）
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阿米蒂·什莱斯《新政VS大萧条》一书序言（2009年12月）
政府在促进发展转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2010年8月）
“十二五”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2011年5月）
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1年11月）
警惕过度投资，寻求转型对策（2013年2月）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刻不容缓——《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序言（2013年8月）
政府不应在“调结构”中起主导作用（2013年10月）
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2012年10月）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2013年11月）

第三辑 呼吁重启改革
关于拆迁问题的三点意见（2009年12月）
高铁，中国模式的“奇迹”？（2010年5月）
“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2011年9月）
2012年的机遇与风险（2012年2月）
2012中国向何处去（2012年5月）
全面推进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2012年10月）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2013年5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2012年10月）
不改革，死路一条（2013年6月）

第四辑 如何重启改革
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2013年2月）
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2013年2月）
以“最小一揽子”方案突破关键领域改革（2013年3月）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2013年4月）
中国改革：总体方案和当前举措（2013年4月）
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做好准备（2013年7月）
再谈法治中国（2013年9月）
具体改革项目研究（四篇）
之一：重启国有经济改革才是出路（2012年6月）
之二：要把医疗费用的筹措和医疗服务的提供分开（2013年2月）
之三：研究基本问题，谋划长期发展（2013年6月）
之四：改革方案需要精心设计（2013年3-11月）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2013年11月）
对话科尔奈教授：中国转型之路（2013年12月）

第五辑 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1995年3月）
“常怀千岁忧”的思想者——悼念王元化先生（2008年6月）
一位正直、严谨的经济学家——怀念骆耕漠老师（2009年6月）
诗人的义愤和法律人的理性汇合而成的呐喊（2010年12月）
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2011年6月）
重归文明，续写文明——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2011年10月）
纪念一位坚持理想、勇于自省的“老派共产党人”徐雪寒（2011年11月）
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悼念陆学艺（2013年5月）
“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的主持发言（2013年10月）
毕业以后——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上的讲演（2011年6月）
发扬复旦精神（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