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门记趣／粟庆雄
我可算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又是家中的独子。所以小时在学业上，很受寡母“望子成龙”的万钧压力。在1950年代初，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台北市临沂街六十九巷的一个小弄子里。我正在师大附中念初中，两个姐姐则在“北二女”念高中。当时虽都算是第一流的中学，但母亲对我们的功课督促仍严，还是保留“抽查书包”及“检视课业”之权。有一次母亲抽查我的作文簿，觉得文章不很通顺。她认为年纪已十四五岁了，只会写写“远足游记”或“我的家庭”，而不能做“策论”，真是一种遗感。应当善用课余时间，寻觅良师，补习国文。
有一天，母亲的幺弟，季多舅来访，母亲就以补习国文事商之于他，因季多舅在“世界书局”工作与文学界有很多交往。季多舅便说：诗、书、画三绝的溥心畲，就住在你们这个巷子内，何不求他？只是此人系名士派，不修边幅，终年一袭长袍，发长过耳，满面墨污，家中不用年月，不讲时间，跟他读书，只恐怕小孩子也会学怪了。母亲听了，心中并不很以为然。当时虽未再问下去，却自己去细细地打听。
原来溥心畲先生，本名是溥儒，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是前清恭亲王奕沂之孙。他自幼就笃嗜诗文、书法、绘画，在这些方面皆极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及花卉，与张大干有“南张北溥”之誉，更与黄君璧、张大干以“渡海三家”齐名。书法也是篆、楷、行、草，样样俱佳。文章诗词不但练达、高雅、传神，当时更以敏捷出众，被称为有“击钵之才”。
溥心畲之父载滢为奕沂的次子。溥心畲的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澄，袭了恭亲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畲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畲出生满五个月即蒙赐头品顶戴，四岁习书法。五岁拜见慈禧太后时，从容廷对，获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六岁受教，九岁能诗，十二岁能文，被誉为“皇清神童”。后曾留学德国多年，习天文与生物，取得博士学位。1928年应聘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执教，返国后于北平国立艺专担任教席，再度名震丹青，被公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了伪皇帝。溥心畲却严拒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他奉母隐居于北京西山，自号西山逸土。1949年国共内战，为避战火，溥心畲从上海，经舟山群岛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
先母获悉溥先生之道德文章及操守学问，竟然如此超然深厚，心中更觉敬佩，希望早日能将我们送去上课。不久后，有一日傍晚，母亲带了二姐与我外出购物，刚走到巷口，就见到前面有个身材不高，长袍布鞋，发垂过耳的男子，蹒跚而行。母亲一见大喜，两个快步追上，像背台词般高声叫道：“前面走的敢是溥老先生乎？”我们姐弟忍不住发起笑来。但前面的老先生好像很喜欢这种唱戏般的问法，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同时双手抱拳，一揖到地，口中高唱着：“然也。”就这样演戏般，母亲会到了溥心畲老师。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就到溥家造访。落座以后，说明来意。老师很激动地说：国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这个“理工第一，英文为先”的社会里，母亲这样的时代女性，能想到为孩子们补习国文，极为明智，极有远见，值得赞扬。他认为，学国学应从“四书”着手，先学《论语》，不但习古文，而且学做人、做事的道理。然后再读《大学》、《中庸》、《孟子》。母亲听了，也深表赞同。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姐弟三人，每周两晚，每晚一小时，来溥家学《论语》，每月束惰新台币三百元。
上课两周后，发现老师教学甚为敷衍，很不认真，精神也不专注。回家禀告母亲，母亲也很纳闷。不久溥老师就托友人传话给母亲说，老师已经知道，母亲是湖南茶陵谭氏之后，母亲的祖父在清朝，曾任陕甘、两广总督，谥号文勤公。当时在台湾，谭氏家族中达官显宦很多。老师特别表示，对文勤公的彪炳勋业至为推崇。但是，既是文勤公之后，何以不明古礼，小孩读书，怎可不行拜师大礼！母亲听了颇觉汗颜，就问友人应如何拜师。他说，溥老很喜欢这三个孩子，也了解我们家境不好，所以不必备礼，去磕头就行了。
下次上课时，我们就补行磕头。老师非常高兴。我们磕头时他并未端坐不动，而是穿起长袍，相对长揖，算是还了半礼。事后，他解释说，这是溥门学生中，受到的最高礼遇。我们是学古文的学生，一般学画的学生就受不到这种礼遇了。
拜师后，老师教学大为改进，不但逐字逐句解释，还引许多旁征。而且规定，每晚上的课，第二次要先背出来，再讲新课。我们姐弟闻言叫苦连天：《论语》的每一小段，在意义上互不关联，背起来非常吃力。
老师非常好客，家中宾客、朋友、学生川流不息，上课时，每有宾客来，他一定特别介绍说：这三姐弟是我的磕过头的学生，他们有出息，是学古文的，不是学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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