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角度出发提出其“嵌入”思想的。他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①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绝对孤立地进行生产或交换，生产或交换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没有的。此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Polanyi）在马克思嵌入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经济行为受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影响的强弱提出了所谓的“零嵌入思想”和“强嵌入思想”。所谓“零嵌入”是针对市场经济社会而言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社会只通过价格配置资源，而完全不受社会、历史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就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表现为简单的契约交换关系。“强嵌入”则是针对原始社会而言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人们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进行经济活动，离开了社会关系的个人是很难生存的。针对波兰尼提出的这两种极端式的嵌入思想，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于1985年提出了“弱嵌入思想”。“弱嵌入思想”实际上是既承认经济活动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又承认经济活动的部分独立性，因而又被称为“部分嵌入”思想。他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网络当中去考察，人际关系网络是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核心。
正是由于社会个体的行为总是嵌入于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系统之中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社会因素的作用，把社会个体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孤立地进行理性选择的原子化个体就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即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是一种以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能够为行动者实现自身目标提供便利的资源，因此社会个体的行为都要受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制约，任何社会个体都不能离开社会资本而独立存在，人存在于与社会的联系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通过这种社会关系满足其需要，实现其个人生活的目的。
二、经济增长理论中非经济要素的探寻
尽管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索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但自从边际革命后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却是以忽视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为主要内容的。19世纪末的马歇尔（1890）试图通过引入外部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20世纪初的熊彼特（1912）则通过引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20世纪40年代（1939、1946），以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其不能合理地解释曾被罗宾孙夫人称为“黄金时代”的“均衡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的作用机制，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被索罗一斯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代替。索罗一斯旺增长理论（1956）认为，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投资，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率，但他们却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外生的，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增长率是一样的，因而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最终是趋于收敛的，这个结论显然背离了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距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1986）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把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外生给定的生产率作了内生化处理，因而导致了新增长理论的诞生。罗默通过设立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而内生化了技术水平，卢卡斯通过设立人力资本生产函数而内生化了人力资本。但是，以上模型都无一例外地无法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距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政府政策、社会制度、法律等非经济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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