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法律政策看，汉院与教部发生关联，首先是通过两者主首之间的“友谊”而促发的，但是，从档案内容来判断，教部对汉院的呈请均在国家律法、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来办理，并不僭越任一条文纲纪；因此，汉院与教部的关系，属于国家律法、政策范围内的关系。
从行政程序看，档案所展现的各种要素，如来文机关、去文机关、事由说明、原件附录、收发文时间、司科会核、审议的事项、批复的理由、依据的法令、拟办的结果、公私的签章，等等，均严格遵循行政程序以及相关政策法令，并无任何人能够乾纲独断，也不存在仅由单一部门作出决议；因此，严格的行政程序将各种裁量权纳入公共理智和既定律令范围之内，由此而裁定“太虚一汉院”的各种诉求和悲愿。
从这些档案的背景看，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土一边疆”危机，另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对有志于服务边疆的民间人士给予支持和鼓励。该背景较为详细的情形，已在本刊本辑《“太虚档案”二：太虚法师与佛教教育（1938年之后）》的“整理者案”中有所交待，兹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背景构成了对档案解读的“前理解结构”。
那么，这些零散杂乱的公牍，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问题呢？
首先来看《太虚全书》和《太虚年谱》。对于档案中所展现的事件，这两套著作要么偶有述及却语焉不详，要么简化叙述，要么付诸阙如；因此，这批档案，不仅对《全书》和《年谱》能有所补正，而且还能引发出太虚毕生行迹中的一些阙如、简化、杂糅和微妙之处。如果我们就着《全书》《年谱》而将这些材料重新补入，则能够以“格式塔”的方式构筑起全新的太虚图像。
其次，在《太虚全书》和《太虚年谱》中，给我们展现的图景就是，太虚以“大师”之名号和权威不断地向听众进行宣传和号召。然而，这些叙述，看起来更像是自我的“独白”。为什么是“独白”？因为《全书》和《年谱》虽然记载了一些“敌手”的反对声音，但是没有太多具体的内容；看起来，这些记载并非为了学术性反思的需要而准备的，而更像是门徒们为了护教而将“诋毁者”钉在柱子上。早期编纂的《全书》和《年谱》，在无意识地过度强调太虚“特立独行”的时候，恰恰忽略了其与外界应有的百动和对话，尤其是删削了一些带有否定性质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本质卜就是一种“关系”或者“关联”。这些关联，并非不存在，也不是《全书》的编撰者不知晓，而是被刻意地忽略了——证据可见档案里的“批复”。
再次，忽略本身，就造成了一个假象：看起来，太虚似乎在各种事务卜均处于主动、主导和支配的地位，乃至占据了“正法”的绝对性。然而，档案恰恰带来相反的情形。它不仅展示了《全书》和《年谱》所不曾记载的“太虚一汉院”的悲愿、诉求和困难，也重新将“他者”的一面置人到太虚的图谱当中。这样的重置，不由得我们不去重新思考太虚的“本来面目”。
因此，对于笔者而言，“太虚档案”带来了莫名的“惊诧”；惊诧进而引发了研究。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位目前的这项“研究”？
所涉的材料，一方面数量庞大，另一方面目前所整理的档案也非全部；因此，这注定了本研究只是非常初步的、探讨性的工作。这就是标题所特别注明的“引论”的意义。“引论”的首要任务，就是放在“重估”之上。之所以以“重估”命名，也有较为保守的考虑。第一，档案展现了“阙如”和“对立面”，也给出了某些具体事件的“起源”；由此而产生了各种问题和思考的空问。第二、目前确实也无法给出稳定的结论；所有看起来具有结论性质的句子，只不过是研究过程中阶段性的安营扎寨，还远不到涯岸绝巅。第三，本文拟先综合地给出一般性质的讨论，以呼应本刊所整理的三部分档案。第四，本专题以“工作坊”的性质，先将初步的研究提交学界，以求批评指正。
至于笔者的立场和态度，或许可用“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来描述，因为，这个典故包含着特殊的意义，即“熟悉的陌生”。
基于以上较为宽松的自定任务，本文也就随适机宜：第一部分从整体上来讨论太虚与国家有司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倒转性的视角；第二部分分别讨论三组档案所带来的问题；第三部分再稍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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