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虹，女，1954年10月生，史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9年至1991年留学于日本关西大学大学院，2004年于日本皇学馆大学文学部取得博士学位。1979年至1984年北京政法学院教师，1984年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1996年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不过，沈家本两说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其实还是体现出清晰的逻辑关系的。沈说：“建武二诏，系是一事，而一引卖人律，一引略人律，可见卖人、略人《汉律》本在一条。光武承大乱之后，于良人之略为奴婢者尤为注意，屡颁诏诰，盖深有念于贵人之义，故反复申命，不惮烦也。此二事并是略人，然一是略良人为妻，故罪至弃市，一是赎身之旧奴婢，故仅止免侯，事状不同，拟罪亦不同也。”“卖人律”与“略人律”惩罚的“卖人”和“略人”，应是指“乱时略取之人”，“良人之略为奴婢”，而与刘邦特许的“民得卖子”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前引《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的情形，很可能亦存在于汉高帝二年刘邦“令民得卖子”的临时性举措导致的合法的“卖子”现象中，这也是可以大致推知的。八刘邦时代“卖子”现象的再讨论考虑到汉初法律禁止“不当卖而私为人卖”情形，上文讨论刘邦“令民无得卖子”与“令民得卖子”、“命民得鬻子”之异文，也许《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令民得卖子”的记载是准确的。作为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措施，原本“不当卖”情形得到特许，成为“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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