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困境
宋元以后,伴随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渐趋形成,以“不偏不袒”的方式平衡权利辐射区域的经贸交往圈形式,开始受到明清以降的财政收支缩减的约束,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官办企业绝对垄断的模式,进一步放宽“国退民进”的范围,更加依赖文化、道德等意识形态认同的软实力控制。同时,受官僚体制由宋之前的浓厚军事色彩向文官体制的转化的影响,政府收支,尤其是对边疆的物资供给也开始由以屯田为主向商人参与转化,如此变迁就使前期官办主导的模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松动。自然,促成了民间企业规模的扩大,但由此也导致了政府所大力维持的“和谐”稳定的社会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以儒道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出现解体的迹象,民间拜金或实用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因科举提升的官僚阶层自然力图维持长期以来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而不是放任等级的倒置;民间取得较大收益的工商团体则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来重构社会秩序。最终在官道占优的格局下,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选择了闭关措施,对内维持了对新兴工商体的苛政和家庭内部的精耕细作以及兼业化的“内敛”模式。如此变化的趋向,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逐步让出了世界市场的经贸交往圈中心的角色,并向边缘化转化。
1.资本主义萌芽
自从明朝建立起,就遇到了与以前朝代所不同的局势,即在北方漫长的边线上受到了来自元朝残余势力的长期干扰。明朝统治者不但继续完成秦以来的长城修建,而且在漫长的北方边防上设置了九大关隘,以镇守边防。之后,明政府通过过“怀柔”、“分化”、“平衡”、“利用”等政策逐步化解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边关设立茶马互市区。如此政策缓解了军事干预的阴影,但在财政上不但没有减少开支,反而增加了“恩赐”的支出,即“仆(张居正)尝恐虏不慕官爵之荣,不贪中国之利,但以戎马与吾相角于疆场,真无可奈何也。今因机而制之,不过出吾什一之富,则数万之众可折菙而使之”①。同时,给予官僚集团丰厚的“养廉”等费用,更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日常开支,而下层日益庞大的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绅士们的间接费用,则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扰乱了正常赋税体系。在此背景下,缺乏国债等现代赋税体系的明代政府出于“体恤小民”的考虑,只能不断放开原先政府统制的行业,以民生利而获取更多的收益,由此也导致了一场“国退民进”的过程:一方面政府逐步放宽,以至废除了宋代以来的匠籍制,开始按民间方式征集生产,即要求技术人员在官营作坊工作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其余时间内则可以自营,开始有了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的自由化趋向。之后,明朝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征集制的管理,同时为避免路途遥远的工匠在路上的时间浪费,同意有能力的工匠以一定费用的方式替代到官办企业集中劳作。“轮班工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留当班。”②之后,以银代役的方式不断放松,到1562年时则完全转变为税制,不必亲身服役,而将匠役义务折成白银,即“行各府司,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卖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③由此,掌握一定技能的民间工匠们就能够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另一方面,政府把宋代就已实施的“开中法”逐渐向常规化转化,即“开中制”,就是户部授权边镇军官接收商人输送的粮草,然而开出仓钞,商人把它给盐运司核验,以换取食盐的制度。这种把官方垄断的较高利润行业渐趋向民间开放的做法,尽管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但同时也弱化了官办行业的能力,即民营行业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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