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1999：6，67）另一位同样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指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2003：6）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和种种的是是非非之后，在河村村民心目中，“供销社”三个字不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中性的泛指，而是几经转化，具有了特定而特殊的含义，变成特指村中曾被用作供销社分站的那片地方，再到供销社“事儿”或者供销社官司，再到一种抽象的象征物，象征着村民曾经的共同经历和共同感受，象征着村庄的边界，象征着村庄共同体曾经的坚固和当下的脆弱。也就是说，在村民意识里，村庄的边界经历了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br> 可以想见，供销社地方的最初被征用，并没有在河村村民的意识中留下什么印痕。除了少数几个参与的村干部，一般村民不见得了解也不见得关心这件事。而即使那些留意的，也不会产生“我们”的东西被“他们”拿走的想法，毕竟，在村民心目中，国家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反之更是如此），与横向的“他们”有别。事实上，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即便村民们知道而且不能认同，东西一旦被拿走就不会再还回来，他们恐怕也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儿。<br> 西乡供销社私自将土地卖出和外来人董发来此占用，在村干部的说明和解释下，部分村民初次行动起来。这是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反应：阻止别人来拿自己的东西。<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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