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我不断搜集、整理、挖掘海军历史档案资料，为了理清历史过程，十分注重历史碎片的拼接，久而久之，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过去看似疑难的问题，其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希望我的努力能达到以下目的：
第一，通过搜集、整理、挖掘新史料，能为澄清人们以往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模糊认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提供帮助。例如，晚清时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曾率舰巡视西沙群岛，这一事件无论对当时维护我国领土主权，还是对现在证明南海诸岛主权属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由于档案资料的散失以及当事人记忆的失准，不是时间上有偏差，就是细节上有错误，致使若干年来以讹传讹，大大降低了证据的可信度。我通过对档案史料的挖掘与研读，终于纠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再如，1965年发生的国共海军之间的“八·六海战”，根据人民海军参战人员的描述，人们普遍认为台湾海军舰艇赴大陆从事“心战”活动是海战的诱因，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此次对台湾海军档案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事实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台湾海军舰艇赴大陆活动的“海啸一号”计划，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从事“心战”那么简单。
第二，通过对近代海军档案资料的分析，能为人们理性地认识历史问题，重新思考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提供有益的借鉴。历史结论往往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经常会出于某种原因，努力去修正甚至颠覆它，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形成激烈的争论，有些争论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还会偏离学术研究的方向。聚讼百年的“方伯谦案”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问题。《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中《中国海军史上的百年疑案》一文，客观地介绍了“方伯谦案”从发生，发展，到目前结局的来龙去脉，试图警示人们，冷静、客观、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
第三，在搜集、整理、挖掘档案史料的过程中获得的大大小小的新发现，能为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的书写，弥补若干小空白，进一步开阔人们的视野。例如，对李鸿章军事威慑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主导北洋海军历史命运的研究，能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复杂性。再如，对民国初期海军内部出现的“新海军运动”的考察，能证明民国海军中进步力量的存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兵运工作的早期认识。另外，姚锡光关于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陆海协同的建议、陈绍宽建设航空母舰的主张、美国处理“班乃”号事件的错误做法及其后果、海军在维护南海诸岛主权中所反映的晚清及民国时期国人对主权和海权关系的认识，以及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的组织实施、美国顾问团在台湾的活动及影响、台湾军队突袭东山岛的意图与部署、炮击金门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表现等历史问题，都是我多年来关注并依靠档案史料加以理清的重点问题，希望它们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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