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连莉，女，汉族，1978年9月出生，云南威信人，博士，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13年6月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课题多项，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没有人会比被害人更关注刑罚的裁量。因此，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并通过发表量刑意见对法官量刑施加一定的影响尤为必要，在当前我国法院量刑改革大背景下，如何让被害人参与量刑成为法学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基于被害人有参与量刑的强烈愿望之逻辑判断，《刑事被害人量刑参与问题研究》着力围绕被害人程序上如何参与量刑程序、实体方面如何影响法官量刑这一主旨，按照先讨论基础原理、提出问题再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被害人学、诉讼法学、刑法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理论抽象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被害人量刑参与展开研究。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内涵以及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功能，总结了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历史地位的变迁及规律，考察了域外各主要国家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做法及启示；在实践层面，通过对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的现状进行考察，充分揭示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同时提出了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所需诉讼环境的优化策略。在此基础上，从程序和实体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具体对策和建议，并提出了被害人有效量刑参与的保障措施和救济途径。

　　极少数被害人对于参与庭审活动的态度可以说是不仅消极，甚至是抵抗的。这类被害人中，有的被害人是由于主体意识缺乏，对参与庭审程序感到无助、无奈，甚至有对刑事诉讼存在误解、轻视或忽略的现象，不愿意出席庭审；有的被害人是不想再见到被告人，或是不愿承受再次面对被告人的精神压力，不想再遭受庭审活动可能再次给自身带来的伤害，不愿承载被告人及其亲友实施胁迫、威胁风险等。类似上述情况的被害人通常自认倒霉，拒绝参与庭审活动。
　　二、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问题之原因
　　（一）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观念是行动的向导。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三纲五常封建宗法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宗法社会文化崇尚整体主义的社会理念，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个体的价值需求只有包含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中才具有现实性。这种传统的国家、集体利益观导致了对个人权益保护意识的缺失，反应在刑事法律领域，即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的一种危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注重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而不是强调对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由此，在观念上形成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的“重报应、轻修复”、“重实体、轻程序”、“重定罪，轻量刑”、“重权利，轻义务”等思想，这些思想严重影响了被害人量刑参与的效度。
　　第一，重报应，轻修复。报应主义将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作为刑罚目的。报应主义观念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重罪重判”、“有罪必罚”、“不进监狱不算是判刑”、“刑罚万能”等思想根深蒂固，不仅存在于过去，根植于今天人们的刑法意识中，而且还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潜存于刑事政策的决策中。体现在庭审程序中，即追求对犯罪行为定性准确，量刑结果公正，至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护等问题，不太重视。实践中，法院对被告人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对被害人关注较少，甚至有的完全忽略了被害人的存在。可见，报应主义的刑罚价值取向导致我国刑事司法中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较为忽视。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重定罪、轻量刑。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普通民众，潜意识中关注焦点是裁判结果，而对于裁判的过程、方式或步骤，却不太关注，并认为在庭审活动中，只要犯罪行为定性准确、量刑结果公正，至于量刑幅度如何取舍无关紧要，量刑程序被简化，这严重影响了被害人量刑参与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法庭审理活动中，控辩审三方精力都集中在了被告人是否被定罪的问题上。公诉人只要指控罪名成立，就意味着控诉成功，对量刑问题缺乏重视。对于辩护人而言，其首要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公诉人的有罪指控，辩护方对量刑问题应该说也很关心，但由于我国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一体化，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都没有明确的前提下辩护方对量刑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意见往往是力不从心。对法官来说，其指挥控制的整个法庭活动往往以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为重心。大多数法官普遍认为案件只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定性准确就可以了，至于量刑轻重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法官时常认为只有在有必要进行调查核实证据时，才会要求检察机关向法庭移送有关案卷材料或亲自取证，但这些证据材料是否作为量刑的依据，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往往不会在判决中予以表述，这就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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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二）选题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一）国外研究状况述评
（二）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三、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
（一）研究思路
（二）主要研究方法
（三）创新之处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一）研究重点
（二）研究难点

第二章 被害人量刑参与概说
一、被害人量刑参与概念界定
（一）学界观点及评价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三）被害人量刑参与定义与特征
二、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内在动因
（一）尊严权利保护
（二）程序主体性诉求
（三）报仇求偿心理释解
（四）利益表达需要
三、被害人量刑参与之外在功能
（一）实现修复正义功能
（二）监督与制约功能
（三）安抚和预防功能
（四）增进裁判认同功能

第三章 被害人量刑参与之历史与现实考察
一、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地位之历史变迁
（一）私诉垄断时期（古代至中世纪）：刑罚裁决者
（二）公诉垄断时期（中世纪到近代）：从刑罚请求者到刑罚无关者
（三）现代起诉制度时期：刑罚影响者
二、域外国家被害人量刑参与之比较考察
（一）对当事人主义诉讼中被害人量刑参与的考察
（二）对职权主义诉讼中被害人量刑参与的考察
（三）对混合式诉讼中被害人量刑参与的考察
（四）比较评析与启示
三、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之现实考量
（一）被害人量刑参与之理论争议及评价
（二）被害人量刑参与之相关立法
（三）被害人量刑参与之实践探索

第四章 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参与范围太狭窄
（二）参与渠道不通畅
（三）参与程序不健全
（四）参与结果被异化
（五）参与态度不积极
二、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问题之原因
（一）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二）刑事法律关系二元模式的制约
（三）量刑过程封闭性的限制
（四）量刑基准的缺失
（五）量刑参与相关保障权利不完善
（六）被害人自身因素的局限

第五章 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诉讼生态之优化
一、确立多元的诉讼指导理念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报应型司法理念之比较
（二）恢复性司法理念与被害人量刑参与
（三）被害人量刑参与与诉讼理念的应有关系
二、设立提升被害人地位的双三角刑事诉讼结构
（一）从三方结构、四方结构、四极结构到双三角结构
（二）双三角结构对被害人量刑参与的意义
（三）双三角结构下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可行性
三、建构定罪量刑分离的审判程序
（一）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区别
（二）定罪量刑程序的模式
（三）适用我国的模式选择
四、建立科学的量刑主体法律关系
（一）被害人量刑参与与被告人量刑参与
（二）被害人量刑参与与检察机关量刑参与
（三）被害人量刑参与与法官量刑
五、培育理性的被害人量刑参与文化
（一）被害人量刑参与意识
（二）被害人量刑参与能力

第六章 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的程序构建
一、量刑意见提出机制
（一）量刑意见的提出主体
（二）量刑意见的提出时间
（三）量刑意见的提出方式
（四）量刑意见的具体内容
（五）量刑意见的基本形式
二、量刑辩论机制
（一）量刑辩论的原则
（二）量刑辩论的主体
（三）量刑辩论的时间
（四）量刑辩论的内容
（五）量刑辩论的顺序
三、量刑说理机制
（一）量刑说理的主体
（二）量刑说理的标准
（三）量刑说理的内容
（四）量刑说理的路径
（五）量刑说理的载体

第七章 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之实体影响
一、被害人量刑意见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关系
（一）罪刑均衡原则的理论蕴涵
（二）被害人量刑意见对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的意义
（三）罪刑均衡原则下被害人量刑意见的限度
二、被害人量刑意见对法官量刑的具体影响
（一）被害人特性与法官量刑
（二）被害人主观感受与法官量刑
（三）被害人物质利益驱动与法官量刑
三、被害人量刑意见与量刑基准的确定
（一）被害人量刑意见与量刑基准的关系
（二）对现有量刑基准立法的评价
（三）量刑基准立法规定的完善

第八章 被害人量刑参与之保障与救济
一、被害人量刑参与的保障措施
（一）被害人人身安全保护
（二）被害人知情权告知
（三）被害人律师诉讼代理
（四）被害人法律援助
（五）被害人社会援助
二、被害人量刑参与之救济途径
（一）被害人程序性救济的内涵
（二）被害人抗诉请求制度
（三）被害人有限上诉制度
（四）被害人再审申诉制度

结语
附录A：刑事被害人量刑意见书格式样本（建议稿）
附录B：刑事被害人量刑参与实施细则（建议稿）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