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是冯友兰先生的一部中国哲学史，也是现代中国影响大的哲学史名著。
陈寅恪评价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准。……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本卷首次完整收录此书刊行以来的全部五篇自序及四篇审查报告。
附人名及书篇名索引。
冯友兰先生所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许多高校使用的基本教材，是现代中国影响哲学史名著。冯先生自谓就内容而言，《三松堂全集（第三版 第二卷）：中国哲学史（套装上下册）》有两点“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一是将先秦名家分为合同异、离坚白两派，二是区分了二程思想的不同。实际上，如陈来教授所言，书中例如“孔子的正名主义，墨子的功利主义，孟子的理想主义，老庄的楚人精神，法家的三种派别，王充自然主义，《论衡》的唯物主义，以及程朱异同，朱王异同，佛教的主观唯心论语客观唯心论”等诸多观点与提法，亦皆属创见。
（一）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向来所谓经学今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艺为孔子所述。其说虽不同，要皆以为孔子与六艺有密切关系也。今谓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
关于孔子未尝制作六艺之证据，前人及时人已举许多。余于另文中亦已言之（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兹不具论。但孔子虽未曾制作六艺，而却曾以六艺教弟子。故后人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亦非毫无根据。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即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人物应答之辞，皆常引“诗”、“书”；他们交接用“礼”，卜筮用“易”。可见当时至少一部分的贵族人物，皆受过此等教育。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此点下文再详提。现在我们只说，孔子之讲学，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论语》卷五，《四部丛刊》本，页五）《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沦语》卷六，页一）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公冶长》，《论语》卷三，页三）。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孔子以其时已有之成书教人，教之之时，略加选择，或亦有之。教之之时，更可随时引申，如下节所说。如以此等随时选择讲解，“为删正六经”，则孔子实可有“删正”之事；不过此等“删正”实无非常的意义而已。后来儒家因仍旧贯，仍继续用六艺教人，恰又因别家只讲自家新学说，不讲1日书，因之六艺遂似专为儒家所有，为孔子所制作，而删正（如果有删正）亦即似有重大意义矣。
《汉书·艺文志》以为诸子皆六艺之“支流余裔”。《庄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见解。此言亦并非毫无理由，因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知识。自各家专讲其自己之新学说后，而六艺乃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已有，则不对耳。
就儒家之名言之，《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论语》云：“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雍也》，《论语》卷三，页十四）儒本为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故可有君子小人之别。儒家先起，众以此称之。其后虽为一家之专名，其始实亦一通名也。
总之，孔子是一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论语》卷四，页一），“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同上），正孔子为其自己所下之考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