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寻根文学的发生与问题
在80年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不仅联系着对此前的“伤痕”和“反思”写作的政治性诉求的反驳，而且“寻根”所开启的文化反思在文学的表达视野、形式变革、价值判断等方面都具有对此后文学发展的先锋作用，其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也已在历史和未来的向度上得以呈现。但在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回视和考量，就不仅具有了单纯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丰富的当下意义。
一、意识形态的价值危机
80年代初期，在新启蒙的主流话语下，“文化大革命”被指认为愚昧的封建时期，而相对应的文明的现代成为对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共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文学思潮中，政治性的控诉和反思成为主流，“由于文学在‘当代’是政党的政治动员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许多时间里具有突出的身份，受到包括政治领导者和一般民众的重视”。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代，文学同样分享了这一殊荣，文学写作成为完成新的历史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为新时期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合法性论述，并通过文学艺术建构整个社会的群体认同。当然，这其中也有写作者和国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裂隙和冲突，但种种的裂隙和冲突又在整个文学体制的规约和压抑中被限定在国家意识形态所许可的空间中。也就是说，80年代初文学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十七年”文学的延续，对政治文化意义的诉求依然是文学写作的主要方式，只是在经历了沉痛的历史劫难之后，文学体制对意义话语的导向性不再采取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
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谋”，首先表现为文学写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共同参与了政党的政治实践，当时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甚至得到了党的领导机构和最高领袖、文化官员的肯定。如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2月12、13日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在评价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时说：“三年来的文艺，总的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写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包括他们搞特权，搞冤、假、错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很好的，是文艺界对我国人民的贡献。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①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这些作品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对于认识过去的所史，批判‘左’倾错误，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现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党员和群众的英勇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②可见，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肯定，是因为文学写作对揭露“四人帮”、“左倾”错误方面和政治实践的一致，实际上依然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延续，是在政治领域而非文学领域的“同步”实践。而张光年对伤痕文学的界定则认为：“所谓‘伤痕文学’，依我看，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尊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地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的文学。”⑧就是说，“伤痕”和“反思”的这种写作方式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激励与欢迎的。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对伤痕文学的解释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绵延十年的历史浩劫中，党的优良传统，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民主、法制和入的尊严，都受到粗暴的践踏；从国家主席、党的领袖人物，到庶民百姓，蒙难受屈者以亿万计。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它造成了无数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正面描写这种伤痕，提示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命运的文学，就是伤痕文学。”④从官方和知识界对伤痕文学的界定和认同，同样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在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时所达成的共识。伤痕文学依然延续了过去50—70年代文学的叙述策略，那就是文学共同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现实和历史的合法化叙述。这种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激情，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依然在政治化的叙述规约中，“伤痕”和“反思”郡成为揭露和反思现实的文学，其核心就是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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