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
在《功利主义》一书的“绪论”中，密尔描述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将……试图在对功利主义和幸福理论的了解与赞赏，以及这一学说可以得到的证明等方面做一点贡献。
他接下来根据边沁的理论补充说：
这种证明不是平常或通俗意义上所谓的证明，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直接证明所能够导出的。
密尔继续指出，效用的原则“在道德学说的形成上曾经起到过很大作用，甚至那些极端轻蔑地否认功利理论权威的人也不例外”。他认为，有些人强烈地否认这一理论是因为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它。
在转向为功利主义作解释和辩护之前，密尔给出了两项指导我们发展出一套伦理学说的原则。他指出，首先：
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因此人们总是很自然地设想，行为的规则必然要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中获取自身所有的性质与色彩。
这项原则揭示了密尔对采用目的论式的伦理学说——即，判断一种行为对与错的基础是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偏爱，尽管他对此没有完全接受。另一方面，大多数事功伦理学家可能会同意他的第二项原则：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法则，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或者，如果存在着几个原则或法则，它们之间应该有确定的先后次序；并且，这一原则，或者这个在各个原理彼此冲突时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应该是不证自明的。
在陈述完上述两条原则之后，密尔开始在第二章中转而对“功利主义是什么”这一课题进行描述。像边沁那样，密尔接受了用快乐主义规定一切行为的“结果”是否正当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
基于这种道德理论的人生观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是承认只有快乐，同时避免痛苦，因为结果是唯一可欲的事物；而且一切可欲的事物之所以可欲，或者是因为它本身固有快乐，或者是因为它是某种增进快乐并避免痛苦的手段。
现在密尔能够得出一项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是以接受快乐主义为基础的。他给出的功利主义的定义和边沁所定义的一样含糊：
承认以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或者说，最大的幸福原则，主张行为的正确与它所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关系；行为的错误与它所产生不幸的倾向成比例关系。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则是指痛苦和快乐的丧失。
然而，当密尔考虑到回应七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多细节的批评时，他的功利主义原则变得更加清晰了。
密尔考虑到的第一种批评是，可能有人会挑剔作为理论基础的快乐主义的毛病：他们把设想人生（按照他们的说法）除了快乐没有更高的目的——没有更好的更高贵的可欲可求的东西——这样一种学说认为是全然卑鄙并堕落的学说，认为它只配给猪作主义。
密尔对这个异议的回应不仅是针对这些批评的答复，而且也是对边沁版本快乐功利主义的狭窄的反思：
人有比动物的兽欲更高尚的能力，倘若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会把任何不包含满足这些能力的事情视为幸福。……功利主义原则与这样一种事实是十分符合的，即承认某种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快乐更有价值。我们在衡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的时候，都把质与量二者结合起来评估，而偏偏估价快乐时只依据量这一项指标，这样就未免荒谬了。
不同于边沁和其他那些以数量为基础测定心智快乐超过肉体快乐的功利主义者——他们举例说，心智快乐更能持久——密尔确信一些快乐在品质上优于其他快乐。在回应是什么使一种快乐在品质上优先这一问题时，密尔答复说：
如果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对于两种快乐都有经验的人，在两种快乐之中，断然偏好其中一种，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可欲的。如果两种快乐中有一种，被充分了解这二者的人们置于另外一种之上，并且即使明知道它附带着更大的不满足，他们还是偏好它，认为它远胜于其他。……如此，我们便有正当的理由承认这种受偏好的娱乐在品质上是优越的。
在这段之后,密尔写下了他那句简短而著名的言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
密尔写道，有很多人曾经能够欣赏更高层次的快乐，只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才失去了这种能力：
产生比较高尚的情感能力的人如同一棵十分脆弱的植物，它不仅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摧残，并且容易由于缺乏生存养料而逐渐枯死。而且，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地位所要求他们执行的事务，以及与这种事务相适应的社会对他们经常运用那种较高的能力产生不利，那么，这种能力可能会很快消失。
这些人可能会由于自身沉浸于肉欲的快乐而死去，因为他们是“唯一不能够再娱乐的人群”。但是，密尔仍然坚持那些有能力同等鉴赏和享受两种快乐的人宁愿选择心智快乐而不是肉欲快乐；并且，生活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避免痛苦，尽可能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快乐”。因此，社会有责任通过教育，来培育人类的“高级才能”。
……
序
1 密尔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
2 杰里米·边沁的“快乐主义演算”
3 功利主义
4 论自由
5 最终评价
参考书目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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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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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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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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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长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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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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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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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