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趟出远门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西医、中医、土医、巫医混杂，科学、现代、落后、愚昧并存。有人信奉西医，找全科医生或赤脚医生；有人信奉中医，找过路郎中；有人信奉土医，找土医土药；有人信奉巫医，找巫婆神汉迎神驱鬼，上演着人世间的一幕幕悲喜剧。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我们郑宅公社，活动半径不过一二里路，从家里去外婆家，从外婆家回家里，两点一线。
我第一趟离开公社出远门，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看病。
因为我牙龈发炎，脸部浮肿得像一个大馒头，看着蛮吓人的。
姆妈带我到公社卫生院诊治，无非是服用五分钱一颗的四环素或者三分半一颗的土霉素，总不见效。村里的一位邻居跟姆妈说：“你们再不到城里去看看，只怕这个小孩要毁容了！”这下姆妈着了急，忙叫在东家做木工的爹赶回家来，带我进城看病。
我家离城二十四里。有道是“长路无轻担”，背着一个四岁的孩子走二十四里路，对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当时家乡有一条浦郑公路，途经我家南面的黄宅公社。于是，爹背着我走了十里田间小路，先到黄宅公社，再乘乡村公共汽车进城。
那时，在外地工作的三伯伯正好回家探望寄养在老家的女儿，于是爹和他一起，轮流背我上路。我的脸部虽然浮肿，并不疼痛，尤其是第一趟出远门，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兴致勃勃。路边的田里立着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有水泥的，也有木头的，因为平时羡慕大孩子爬树轻捷如猿猴，我不厌其烦地问爹：“这根电线杆你爬不爬得上去？大伯伯爬不爬得上去？三伯伯爬不爬得上去？”平时很不耐烦的爹，那天格外耐心，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一遍地回答，说我“查三问四”、“查个萝卜不生根”。
来到县人民医院，看了病，配了药。在注射室里，我伏在爹的怀里，褪下开裆裤，露出的光屁股上，被医生扎了一针青霉素，疼得要命。从此以后，每当生病，医生问我喜欢打针还是喜欢吃药，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吃药，哪怕是苦得要命的中药。
离开医院，已是傍晚时分。爹带我到附近的一家饭店，买了一碗肉丝面，只要一毛八分钱，我吃肉丝他吃面；又因为好奇，花两分钱买了一块番薯，觉得不好吃，咬了两口就扔了。
到了晚上，爹在医院对面找了一家当时整个浦江县城最高的建筑一三层楼的浦江旅社，坐落在后街的最南端。要睡觉了，我才发现旅社的床跟家里的不一样。家里的床左、右、后三面有挡板，前面有横档，被子不易掉下来，睡在里面感觉很安稳，而旅社的床四周没有挡板，空荡荡的；家里挂的是蓝色蚊帐，盖的是蓝色荷花夹被，而旅社里挂的是白色蚊帐，盖的是白色被单；家里是姆妈陪着睡，还有奶吃，而旅社里是爹陪着睡，没有奶吃。当晚，躺在那张陌生床上，我心里怕怕的，生怕一不小心滚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在吃奶的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姆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第二天，爹顺着原路带我回家。快到家了，我远远望见姆妈早已在村东南的池塘边张望。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到了姆妈身边，我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不停扭打，因为有一肚子的怨气，怪她没有陪我一起进城，让我一整天吃不着奶，一整晚睡不好觉。
再次光顾县人民医院，是在四五年后，我已经上小学了。有一天，村里请一个瞎子唱“新闻”（即“道情”），姆妈带我和妹妹一起去听。期间，妹妹缠着我，在耳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于是我从口袋里摸出两颗豆子，塞进耳孔，得意地说：“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听不见了。”谁知塞进容易取出难，一挖两抠，豆子掉进耳孔里去了。这下我着了慌，只得告诉姆妈，但隐瞒了一半，只说右耳塞了一颗豆子。当晚，姆妈要我侧着右耳睡觉，说不定夜里会滚出来，可她哪里知道我的左耳也有一颗豆子。我只得佯装答应，等她走开了，马上平躺，生怕左耳的豆子越陷越深。
第二天，爹带着我到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女医师，身上穿着白大褂，头上戴着一个钢箍，上面有一面反光镜，灯光照进耳孔，把里面那个小乾坤看得一清二楚。她用一把小镊子，轻巧地把豆子夹了出来。我立马补上一句：“左耳还有一颗。”女医师如法炮制，把另一颗豆子也夹出来。这次就诊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五分钱的挂号费。站在一旁的爹看着医生帮我夹豆子，哭笑不得。
在我家，有病看西医，到大队医疗站，或者公社卫生院，甚至县人民医院看病。而我小爷爷的独养儿子新正伯伯，一辈子只相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是一位半专业的酿酒师，品酒既是个人爱好，也是职业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口不离酒。他长得一表人才，白花咙嗵（即“皮肤白皙”），三杯下肚，马上变得红醉大面（即“满脸通红”），酒精无情地伤害着他的身体。中年以后，他得了咯血之症，估计是肺病。别人劝他上医院看西医，可他死活不肯。我经常看到一个手提藤箱的中医过路郎中到他家中，经过望闻问切，开好中药方，抓药煎服。中药方中的配伍增增减减，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总没有断根。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大量咯血，自料不久人世，不上医院，反而花钱请木工给他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事后，病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虚惊一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寒假回家，姆妈告诉我新正伯伯已经走了，还是因为咯血，才六十挂零，中医的过路郎中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很多人家既不看西医，也不看中医，只用土医土药，俗称“草头药”。我看到过的土医术，主要是“扭痧筋”、“针挑”和“打鬼箭”。
病人中暑，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把病人的眉心、脖子或背部，用食指和中指扭红，由红到紫，俗称“扭痧筋”。病人肚痛，用针挑肚痛穴位，头痛则挑眉心、眉角和太阳穴，用手挤出积血即可，俗称“针挑”。病人四肢突然酸痛，手足不能屈伸，俗称“鬼箭风”。用手指蘸着清水，拍打手臂或腿脚，右手酸痛宜拍打左手，左手酸痛宜拍打右手，腿脚也是一样。等到手脚露红，由红变紫以后，即可停止，俗称“打鬼箭”。有的病人边“打鬼箭”，还边唱歌谣：“头戴八角巾，身穿八卦衣，手捏经书宝剑，天上取神箭，地下取鬼箭，屋前屋后扫阴箭，无箭，如敕令，刷啾啾！”俨然是一幅道±作法驱赶鬼怪图！现在想想，那场面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有一年春节，我喝了一点酒，突然感到胸口气闷，浑身难受，感觉要死了，原来中了“滔痧气”。我躺在躺椅上，人家帮我“扭痧筋”。扭背上痧筋的时候，开始没有感觉，只听得“勃勃勃”地响，渐渐地，有感觉了，有点痛，有点酸，有点痒，慢慢地气缓过来了，也算体验了一回死去活来的滋味。
不同的病情，服用不同的土药。患了伤风感冒，去田后大道理磡挖茅草根，洗净以后，放在瓦罐里煎熬，服下汤汁。腹泻了，将鸡胗皮、白药（即“酒曲”）和米饭烧焦，碾碎以后服用。火烫了，伤口火辣辣的，用鸡毛蘸尿垢涂上，感觉凉丝丝的。尤其是小孩子的童子尿，更金贵了，谁要是跌打扭伤了，必定要讨童子尿，和着草木灰，敷在患处。每当这个时候，伯母嫂嫂们会拿出好吃的零食，还一个劲儿地喊“小囡，乖”，只为哄小孩子撒一泡童子尿。对小孩子来说，好比天上掉下馅饼，欣然从命，立马拉开开裆裤，掏出小鸡鸡，“勃勃勃”地撒上一泡，然后津津有味地享受用童子尿换来的零食，真是意外之喜。
每到冬天，我的手上、脚上都要生冻疮。天气冷时，手脚麻木，不听使唤；天气暖时，痒得出奇，抓个不停。听说萝卜汁可以治疗冻疮，趁姆妈给家里的肉猪煮萝卜丝的时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把手浸在其中，不停地搓，直到发烫，可收效甚微，冻疮照生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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