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能在一部虚构小说中，在虚构的人物命运中接受那些东西，我们感到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接受它；我们作为读者在文学人物身上产生共鸣与欣赏的东西，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在现实世界、在他人身上欣赏这种品质。我们不想让文学人物——因为他们自身的某些无法避免的缺点或不完善——遭遇谴责与厄运，我们也不想让我们身边的人、不想让我们自身遭遇它。自从浪漫主义文学以来，文学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为我们的社会重新立法吗？作为读者，我们不愿意看到安娜为了爱情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不想看到包法利夫人为了今天看来最普通的浪漫幻想而自杀。爱，或不再爱，这是她们应该享有的权利。社会不是在法令中一夜之间变得明智而宽容，轻易放弃古老的习俗与偏见，或让统治阶级轻易放弃自己对世界的世袭倾向的特权，他们从来都能够为此而屠戮异己，甚至自己的孩子。当人们起来进行革命，当社会迫切进行这些变革时，人们是作为文学的读者而行动的。是文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力，激发了人们仁慈的感情。作为一个文学读者，他们早已是这个不宽容的、被偏见和社会特权所支配的愚昧的世界的一个情感上的起诉人，在脆弱的文学人物的内心痛苦面前．读者就是其道德上的辩护律师。他们在文学性的阅读中被唤醒了人的普遍情感、社会良知，唤醒了对他人的痛苦与命运的关切感，唤醒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的共鸣能力。与此相比，信息社会传播的却是抽象的经验，缺乏个人体验和弱化了想象力与同情感的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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