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新世纪的候鸟歌手，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9岁失明，学会了弹琴、写诗，云游四方，靠手艺吃饭，为普通人献艺。出版有诗文集《春天责备》（2010），发行唱片有《沉默入迷的呼吸》（2003）、《中国孩子》（2007）、《牛羊下山》（2010），2009年策划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销售所得用于帮助贫困盲童。2011年，获得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同年，凭借专辑《牛羊下山》。

　　《绿皮火车》是民谣诗人周云蓬2011年至2012年年初的歌游记合集。包括“一路”“二歌”“三人”三个部分。这其中有不少文字出自他在《南方都市报》开的“首如飞蓬”的专栏。周云蓬天南海北地游唱自己的歌，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把自己天涯海角的“行路，歌唱，遇人”经历写成文字，为自己过去的岁月作个见证。他关心很多事情，关心很多人，这位盲人歌者内心广阔的世界，会令“正常人”倍感羞愧。

　　这本书里大多是他到处乱跑的记录：翻跟头的手风琴者，大熊一样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黄金一样的阳光，香港的两只牛蛙像老头一样咳嗽着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噼噼啪啪”的雨，一个人的春节——腊肉白米饭老熟的陈香。
　　——柴静

　　周云蓬一直活得自在、自然、自得，不仅弹唱、行游、衣食无忧，而且还写诗、上微博、和我比赛背《诗经》、泡皮肤和性情都极好的绿妖姑娘和其他姑娘，我曾经高度怀疑他是不是装着看不见，以此回避世间真正的黑暗，以此不事生产追随本心，以此用触觉和听觉而不是视觉来感知妇女，直到我仔细看他的杂文。周云蓬的杂文里有常人笔下没有的细节、笔法和宽容，周云蓬是明眼人。
　　——冯唐

　　周云蓬的散杂文比他的音乐要好，周云蓬的心智比我健康，他幽默、乐呵的人生今天仍不为人们所知，他的《中国孩子》顶过中国一箩筐的摇滚乐，这个爱姑娘、爱在路上逛荡、爱吹牛还算数的瞎子比现今中国所谓的很多公知靠谱多了。
　　——左小祖咒

　　我也想学别人喊他一声“老周”，虽然还没见过面。素来欣赏以命撞墙的秉性，他又是这群中最不退避的一个，这撞击让他透了亮，有了痛感，于是有文字，有诗歌，有旋律，有新书，有洞见。
　　——王小妮

　　《北京之胜利逃亡》
　　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但我知道，即使住上一百年，我还是个外乡人，北京太大太骄傲了。2010年，我决定尝试着离开那里，来到绍兴，这个比天通苑大不了几倍的城市。绍兴古称会稽，它出过的影响历史的人，会让北京感到大大地不好意思。光是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有秋瑾、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当然，现在这里只剩下他们被冷落的故居。
　　我住在戒珠寺的旁边，那曾是王羲之的老宅子。这一带的地名，很利于写作，有笔飞弄、笔架桥、笔飞塔、蕺山书院。
　　出门走上一百米，题扇桥对面，相当于北京的后海或者景山后街，有个小酒馆，老板早上把菜都做好，埋在地下的酒缸装满醇香的老酒。然后就开始一天的生意。什么时候把做好的菜卖光了，就立马关门。哪怕早上卖完了，也不会等到中午，立刻打烊。我们去他家吃饭，一盘油豆腐烧肉、一盘茭白，还有一盘芋艿、两碗米饭、一碗黄酒，结账二十五元，不是美元。然后爬一百米之外的蕺山，那山是王羲之家的后花园，不要门票的。山上很香，种满了桂花树，还有苍耳，这算是饭后散步。如要出远门去火车站，顶多提前半个小时离开家，坐三轮车，花五六元，到车站，时间还富余。
　　在我住处不远，是蔡元培老师的故居，门票五元，整天院子里都没人。戴上眼镜的张玮玮长相很像蔡元培，所以张玮玮那天来绍兴，在蔡元培的铜像下拍照，自称是蔡老师的转世。
　　在秋瑾故居对面，新开了个书店，名字叫“新青年”。那里的书都是五点五折，我们买了一套《醒世姻缘传》、一本《迪金森诗选》、一本《古希腊悲剧选》，一共才花了四十八元。
　　前一阵，有事回北京，和朋友聚会，每个人都充满焦虑，无论有钱没钱，有名无名，脸上统统写着“北京病人”。不小心，傍晚时被堵在了三环上，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把你活活地堵成个高僧或者哲学家。
　　赶快再次逃离北京。恰好，京城推出了几项政策，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房价上涨，疯狂堵车，似乎找到了元凶。暗自庆幸，自己看主人脸色不好就提前溜了。等人下逐客令，那就不好了。
　　《吉他的故事》
　　吉他之于我，好比战马之于战士。有时候，音乐节彩排结束，空空的台上只剩下一排排高矮胖瘦的吉他，好像冲锋前躁动不安的吃草的马群。吉他有生命，有它自己的故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参加过沈阳街头的碴琴运动。就是两拨人，轮流弹唱，技不如人者，或者请客吃饭，或者当场砸琴。一次，决战中我们这边掷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十几个人各抱一把吉他，站成一排，狂吼：“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声势太大了，一下子就打垮了对方的信心。后来，我独自来北京，还是一把吉他陪伴，唱街头，下地铁，跑酒吧，窜教室。保安来了，先抱上吉他跑，搬家时，先把吉他放进车。那是真的患难与共的生死交情。
　　记得徒步走西藏的时候，在山南露宿，睡觉时吉他就躺在身边，但有一天走得太累了，睡得有点沉，醒来突然发现吉他没了，天塌了，因为前面的路，谋生全依靠它呢。我想，肯定是给小偷偷了，就赶快报警，可由于吉他估价太低，警察破案的兴趣不大，所以找了几天都没下落。
　　后来，聪明的我想了个招，我的吉他是个电箱琴，对于小偷没什么具体价值，我就找人写了个告示，大意是只要把琴还给我，可当场酬谢二百元，还有一盒红塔山。结果，果然奏效了，一人来找我，声称他朋友捡到了，然后成交，琴回来了，钱拿走了。我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它，在心里默默地祝告：老伙计，一场虚惊，只要你在，未来的路就有希望。
　　后来，这把琴老了，面板有了裂纹，琴轴也生了锈，我就把它挂在墙上，我去香港买了个国外产的新琴。演出基本不用它了，偶尔拨弄几下，嗅一嗅它身上千山万水的味道。
　　2005年，深圳电台发起了一个扶助贫困家庭的活动，他们邀请我拿出一样珍贵的东西拍卖，用作帮助的资金。我就想起了那把吉他，我心里说，老伙计，给你找了个返聘的工作，像我爸退休后老躺在床上，就容易生病，所以继续你的流浪旅程，发挥你的余热去吧。并且偷偷嘱咐它：你私下里见证过的我的那些爱情故事，可别乱说出去。最后这把琴拍卖了五千多元，换得了柴米油盐和一户人家几个月的温饱。
　　《老罗的奋斗》
　　每次在飞机场候机，我都会向电视屏幕问候一声：“老罗你好。”因为那上面正有人在讲演。可凑过去静听，讲演的人南腔北调，并非老罗。
　　老罗者，罗永浩是也。他很有名，但还没到烂大街的程度。当年先听说新东方学校那儿有一个口吐英语莲花的老师，但只是耳闻而已。后来在饭局上认识，他身上很有一种草莽气，但粗中有细，总能调动人们的情绪，把饭局推向一个个高潮。有一次饭局，我们一起玩游戏，每个人都出一个题目给指定的人，回答不上来就罚酒。遇到姑娘答题，老罗总是问得比较温和。而不管问谁，他的题目总能恰如其分地切中对方的爱好，让回答者特有成就感，答案只要能沾个边，他就立刻自罚喝酒。
　　老罗约我在牛博上开博客，后来牛博红杏出墙，我的博客就挪到了“嫣牛”上。2009年，我们的公益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出版，鉴于老罗在业内的良好口碑，我们特邀他作为专辑销售资金的监督人。但真正有血有肉的交往还是始于下面的故事。
　　老罗热爱音乐，据说有两三千张打口、正版CD。他喜欢小河，爱听小河版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近来狂热喜欢曾轶可，并标榜自己为“可爱多”。话说一日，老罗听了曾轶可新唱片的小样，愤愤不平，觉得音乐佐料太多，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丧失殆尽。
　　老罗是个行动主义者，他马上调动自己能够掌控的所有资源，想为曾轶可补录一张民谣风格的新唱片。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先跟天娱高层进行沟通，得知好像天娱也有此意。老罗马上找制作人、乐手。先找小河，小河要出国。最后找到了张玮玮、郭龙和我。张、郭对曾轶可的歌还有些好感，我是中立派。大家看老罗那种急切的心情，都答应了。可是录唱片的时间很短，只有六七天，要排练、进棚录音、缩混，几乎不太可能。但老罗是要写《我的奋斗》的人，大小也是个狂人，所以他要跨越所有的客观障碍，一举促成曾轶可的民谣唱片问世。
　　曾记否，饭局结束，老罗蹲在马路边，用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们一张张刻曾轶可的歌，像中关村卖盗版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我十年以来最上火的一件事。”弄得我都想说两肋插刀的话了。
　　先是排练。大家租了一个两百块钱一小时的棚，老罗一开口就是“租他十个小时”。第一天和曾轶可磨合还比较愉快，排了《狮子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天使》。接下来几天，大家在一起编曲，《狮子座》是手风琴版的，结尾处，玮玮编了一个狂欢式的合唱大solo，老罗也放弃了他英语学校的繁忙工作，天天到排练现场问寒问暖，端茶送水，“指手画脚”。看他这么狂热，大家每天都排十几个小时，据玮玮说，他给自己做专辑都没这么上心过。
　　等到要进棚录音时，我们推荐了几个京城不错的录音棚，老罗挑了一个最贵的，台湾人开的“乐佳轩”，我提醒他，钱可要省着点儿花。老罗拍胸脯说他找到了一个土财主赞助，事后得知，这个土财主就是罗永浩本人。
　　四百块钱一小时的录音棚，非常大，像一个小酒吧，每个乐手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间，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天上午十点，大家就到录音棚调音，进行最后的彩排。下午三点，曾轶可和她的天娱团队步入现场。当天是试录，录音师是个新手，加上曾轶可大概没吃中午饭，心情不好，于是一试音就说声音不舒服，还说混响太小，结果加了又加，最后郭龙提醒：“再加就成钱柜了。”反正越唱感觉越拧巴，曾轶可对着话筒现场评价：“这是我去过的最差的录音棚。”而且对录音师非常地不以为意。录音师很老实，没说啥。幸亏我建议老罗，为了风格更多样，再录一个钢琴版的《勇敢一点》，还高价聘请了一个钢琴弹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现场伴奏。最后，忙活了半天，我们还没走，就听天娱的人说：“我们觉得也就这个钢琴版的还不错。”
　　晚上，我跟老罗通电话，说玮玮、郭龙和我都觉得有点心里发堵。我们不是被雇用来的乐手，不冲你老罗，我们才不蹚这趟浑水。老罗一再多方斡旋，后来决定，我们再去一天，曾轶可也会去，把专辑作一个了断。
　　第二天，我还在老罗的车上，就听见老罗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他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这样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件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的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关键的是，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他可以不高兴，但没有因此反过来就诋毁曾轶可，喜欢还是一样地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