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压倒一切的话题莫过于《小团圆》，从春天的此书问世，到年底的评选“十大好书”，其间叫好与谩骂，欢欣鼓舞与捶胸跺足，几无一日之宁。媒体忙着约跟《小团圆》沾边的稿，惟恐落了人后。我跟一家杂志的主编先生开玩笑，你们忙得脚丫朝天，却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编一愣：“她还在吗？”我说还在，近来还有文章见报，至少你可以电话采访呀。主编说“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赶紧说“当年可没这回事啊”。主编不解，我只好给她不嫌哕嗦地写了一大篇，还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有。《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这番言论一出，马上有止庵等学者发表文章，表示对当年是否有这项“读者调查”质疑。质疑的文章有这样几篇分量重的：止庵《关于“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张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我也知道尽管有了以上几位鞭辟人里的文章，人们还是会认为“南玲北梅”之说是事实存在的（约定俗成的），普通读者也就算了，连某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这么认为，“学人中长期流传着‘南玲北梅’的说法，尽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质疑，但这个说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陈学勇《北平沦陷时期活跃着一个雷妍》），这就很让人无奈。关于这项评选，当年确实进行过没有，现在已有以上几位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论证，说明这项评选当年是不存在的。几位作者笔下留情，没有直接点破梅娘同志在这件事上确实起到“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贻误后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张泉娓婉地说“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两位作家被读者正模正样地“南某北谁”地并称过或评选过，现在居然有了个漏洞百出的“读者调查”。可笑许多学者也“多循此说”。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隗领”了这项桂冠，而且据此“大造声势”及“借题发挥”。止庵先生和张泉先生都提出“翻阅当年报刊”的意见。止庵说“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张泉说“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我曾将北京沦陷期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现在，我再干一遍这桩“说‘有’易，说‘无’难”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点（刊载张爱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专项（《杂志》）核查。如果真有“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评选这么件大事情，那么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点儿没有记录，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没有一点儿记录的话，难道“南玲北梅”是在极端保密、极端小的读者范围内评选出来的？张泉先生不是“将北京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么，那么我就将上海沦陷时期所出几十种刊物来个“逐页翻过”，费时三月，灰头土脸，现报告我通检过的刊物，它们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语林》《风雨谈》《万象》《春秋》《紫罗兰》《天下》《乐观》《求是》《国艺》《文潮》《太平》《中华画报》《小说月报》《文运》《诗领土》《太平洋周报》《西风》《飙》《一般》《新世纪》《碧流》《大众》《人间》《申报月刊》《新地》《中华月报》《文史》《光化》《杂志》。这是我的第一个方法。那些刊载张爱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得仔细又仔细，可以夸口“一只蚊子也休想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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