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鄱阳湖畔小松岗
——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一番因缘
差不多三个月前，也就是2011年10月下旬，在海口举行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第24届年会的闭幕式上，会长何勤华教授向与会者郑重发出征文邀请。外法史学会成立于1982年，很快就是它的而立之年了。学会的30周年纪念事项中，计划出版两本文集：一本是论文集，一本是散文集。我当时就和邻座的刘艺工教授说，我倒是可以写一篇。艺工立表赞同，说他也考虑写。接下来在上海参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年会，见到主持统稿的李秀清教授又说起这件事。秀清恳切地说，齐老师你一定要写的。于是在从上海回武汉的火车上，我就在心里大概钩稽了一下，觉得确实有一些可以写的东西，打算回去后尽快完成。
然而后来一连串的琐事使我顾不上这件事了。其中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是办理社保手续。我自2006年底回国在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已有5年，一直是签订特聘合同，不属学校人事编制。年内我被北大人事处档案室告知，北大方面已经在一年多前把我以及类似情况其他教师的人事档案移交给劳动人事部的人才中心，而劳动人事部前时发通知说，补交养老保险的手续截至2011年底，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又进一步规定截止期提前两周。我是1969年下乡到北大荒农场，1989年出国，两年半后接到北大的一纸通知。这样我的档案工龄是22年半，需要补交1992年以后的养老保险，这样退休后才有所保障。我在武汉工作，户口仍在北京，办理这些手续不但两地数次往返多有麻烦，还要急急忙忙筹措一大笔钱。所以一直到年底前，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我基本上都在操心这件事，而到了年底我与华科的合同也期满了。网上有好事者用旭日阳刚的著名表演将汪峰作品做了戏仿：“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你把我放在，那新闻联播里。”看到这样的段子，心有戚戚焉。我当然不想到了那一天被这样放在新闻联播里。不过我也知道，经过廿余年山水流转，我和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工种不同，身份已差不太多。
可想而知，这样一番折腾下来，就很难有情绪来勉强写什么纪念文字了。转眼到了寒假，看看邮箱里关于截稿日期的邮件，又觉得不写也不好。毕竟，当初是想写的，是有感而发的；又毕竟，回国5年来与外法史年会结下的一番因缘，对于我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于是就给秀清打电话，询问可否宽限一下，得到秀清厚待，这才重新开始整理那些被社保、合同等等消解于无形的情绪，希望能写出一篇差可对得起初衷的纪念文字。
说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结缘，首先应该感谢我在华科的同事李红海教授。那是在2007年10月中旬的一天，红海在学院门口见到我，热情邀我和他一起参加下旬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20届全国外法史年会。那次会议的承办方是江西财经大学。红海邀我同去自有他的考虑，他想在会上争取把下一届年会拉到华科举办，因此希望我能帮他做一下何勤华、贺卫方和高鸿钧这几位正副会长的工、作。我对红海的邀请颇有沉吟。我那时正在给研究生上比较法总论这门课，而据说国内不少院校原来教《外国法制史》一课的老师，都已经把课程改称为《比较法》了，所以我去开会也不能说是师出无名。不过我那时刚从浙大开会回来不久，在长三角跑了一大圈之后，身体有些疲劳，不想出门了。红海鼓动说，齐老师你回国后还没见到这些人吧？这是个好机会，南昌离武汉又不远，你也不需要提交论文，就当去看看老朋友吧。看我有些心动，红海又趁热打铁说，外法史年会一直都有会后考察的传统，这次是去庐山。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如同电光石火在我脑中猛地闪射了一下，也如同废弛已久的古琴被怦然拨动，音尘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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