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耐心地告诉小学一年级新生，在上课的40分钟内，不能随地小便，不要上厕所。会碰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突然有孩子举起手来：“老师，我要尿尿”；“老师，我尿裤子啦”。不过，这段经历也让我得意：我这一辈子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我曾经跟好多人说过一件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上大学前，我没有看到过火车。村子里有个女孩子到广州当保姆，两年后回来，我们都觉得很时髦。我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北京有人让我去当“保姆”，那样的话就可以出来见见世面了。当时，想走出山沟沟的愿望就是这么强烈。
到了我考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个志愿是华南师院，第三个志愿是肇庆师专。最小最小的学校我都去，只要能考上我就要出来。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特别理解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三姐妹》，外省知识青年想逃脱自己的环境到新的地方去的那种心情，跟当时的我是那么的贴近。在那种环境里，日常生活虽然困难，更难忍受的是那种不知道路在何方的苦闷。
在中山大学留下“痛苦”
陈平原走进中山大学的1978年，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子们接受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思想，什么都是新鲜的。但是陈平原关于中山大学的回忆，除了时代的印记，还有“拘谨”，陈平原说，那是他“不可爱的那一面”。
我是中山大学77级大学生，好不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大家都在拼命读书。《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刚重印的时候，我们清早起来乘车到城里排队购买，因为“文革”中这些书都被查禁。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有幸碰上了思想解放运动。1979年，中大中文系学生创办《红豆》杂志，编印好，拿上街叫卖，我记得一本是三毛五，很多人买，但算账不清，总是赔钱。《红豆》办了六期之后，全国的大学生杂志联合在一起，办了《这一代》，可惜只出了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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