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迷恋“传统文化”从而美化“文化传统”，这是一些海外学者的通病。他们远离文化产生的母体，或许是为了自己文化的尊严，经常在自己的文化中挑好听的说，说着说着，就以为是真的。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承认中国古人思维的智慧和预见力；但我们感到有切肤之痛的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可能集中在书本典籍里，文化传统却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镌刻在一代代人的肉体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而非民主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的，这已经成了常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反抗的，主要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以至于他们最终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一概深恶痛绝。鲁迅将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进而更发现了文化传统在国民心灵深处留下的难以磨灭的阿Q式阴影。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诗意”的、“乐感”的、“直觉”的、“系统”
的，而不是解剖学的、工具理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的。因此，在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会用来作为另一种参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大学里的华裔学者，正在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成为一种“普世伦理”的问题。他们津津乐道于“先秦”“原儒”。这些问题不但跟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关系不大，甚至在古代，儒家的文化理想也从来未曾得以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天下被私家所僭越，王道被霸道所取代。我赞成一位学界前辈的观点：传统专制主义的遗毒不肃清，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是一句空话，传统文化也就只能在文化传统中继续鼠窜。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指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有两个支柱，一是“两税制”，一是“科举制”。前者是经济和户籍的钳制，后者是改变身份等级的唯一出路。所以，发展经济和扩大民间生存空间，都是改变专制主义的必由之路。启蒙不是空泛的理想主义说辞，它必须与社会实践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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