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西城里的不少居民都开始接到来自的黎波里的神秘电话。就连我们的翻译哈里发也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哈里发在接到这个电话时正跟我谈笑风生。当他操起手机接听了那么兰五分钟后，立即就发现他的额头上滚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子，双手抖个不停，慌乱中，手中香烟头把他的鸭舌帽烫了一个洞！
半个小时后，电话那头的人终于不再言语，哈里发手忙脚乱地把车停在路边，长叹一口气说：“我得考虑到海外避难了！你看埃及行吗？我想向驻开罗的英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追问到。
“我的朋友把我卖了！”哈里发脱下帽子，抹了一把汗说：“的黎波里的安全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知道我带着外国记者四处乱采访，这就是大逆不道了。不过，只要我配合他们，为他们提供反政府武装的情报，他们不但原谅我的过错，还会给我钱、美女和房子，还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如果不合作的话，他们知道我的家庭住址、我父母的姓名，说要找我算总账！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哈里发一路沉默不言，直到快到诺兰饭店时才像是下决心似的说：“我还是要坚决地站到反卡扎菲这边，我要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家园！”
2011年9月29日，我第三次赴利比亚，哈里发到塞卢姆口岸接我，在前往班加西长达7个小时的旅途中，哈里发终于讲完了他所亲历的“谍战风云”“把我卖给卡扎菲安全部队的是我的好朋友伊萨姆。他是迈尔季人，在班加西做生意，与我相识多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卡扎菲的民兵头子。班加西革命爆发后，他就站到了卡扎菲一边。后来，他和安全官员轮番给我打电话，我赶紧把这种情况报道给过渡委员会情报机构。情报机构就让我将计就计。我就把假情报给对方，而他们就派人跟我接头。根据我所提供的情报，过渡委员会逮捕了迈尔季的医生安万，从他家里搜查出许多爆炸物品，当时他是准备用这些炸弹袭击班加西城内的重要目标。”
战争进行到后期，哈里发也不知道伊萨姆是死还是活，反正再也没能打通他的电话，也没听说他的下落：“要么死了，要么逃到国外去了，反正他是在国内肯定待不住了。”“魂飞魄散”——
3月16日20时，我和同事正在诺兰饭店房间内讨论第二天的采访方案，屋外传来“嗒嗒嗒”的叩门声。我们不假思索地刚打开一条门缝，只见一影子“刷”地一下挤进屋来。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只见他“咔嚓”一声就把门反锁上！
这是一名壮实的男子，低低的鸭舌帽和墨镜把他的脸部遮得几乎看不清，但开口却能说出流利的英语：“中国记者朋友，别紧张，也别吱声！”这时候我觉得头皮有点发麻，透过后脑丝丝的凉意显然能感触到，那是枪管的金属质感。“我不会对你们干什么，但希望中国朋友能马上离开班加西，因为这里不安全！”临了，他还追加了一句：“最好48小时内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我和同事几乎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离开房间的。直到确信他已经离开，我和同事几乎瘫倒在地。
定了定神，我们赶紧冲到诺兰饭店二楼网络室，那里的记者最密集。没一会儿，饭店如同炸开了一样，许多记者匆匆奔进来，张口就问：“你们房间里的行李是不是被人翻过？有没有人威胁过你们？”直到这时，我才确定，遭到威胁的不只是我和同事，几乎所有在诺兰饭店住的记者都遭到了“卡扎菲特工”的公开威胁。
这种恐惧效果明显，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众多记者挤在大堂前台嚷嚷着要退房，“赶紧撤回开罗吧！”“至少先到图卜鲁克。”一名自称在加沙长大的巴勒斯坦籍记者好心地说服我和同事：“中国朋友，假如卡扎菲的部队打进来的话，他的雇佣兵才不会讲国际公约，联合国法律哩，再说了，兵荒马乱的，就算打死几个记者，也是正常的呀。”……听到的全是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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