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刚刚下过雨的南京天空还是阴沉沉的，下关码头上密密层层的军警戒备森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登上永绥号战舰，他要亲赴江西，督师剿共。蒋介石的脸色也和天气一样阴霾没有一丝表情。
1930年11月，经过先前数月的准备，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最终结果却是红军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一万两千多人，连第18师师长张辉瓒都被活捉，蒋气得直骂“娘希匹”。于1931年2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则继续先前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五战五胜，歼灭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蒋怎么还坐得住？不得已“御驾亲征”，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样的情况下，要蒋先生笑脸如花，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当晚，北平的中和戏院座无虚席，为了庆祝东北军人关帮助蒋介石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特地请了戏剧名家梅兰芳先生表演经典段落《宇宙锋》。因患重伤寒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多日的张学良也在夫人于凤至的陪同下前来看戏。
少帅的兴致好是难免的，中原大战为其赚足了政治资本，先后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原来的顺承王府现在是他的副总司令行营，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的军务皆由他节制。在整个民国，除了蒋先生，他已经是第二号人物。孔子说：“三十而立。”他三十岁生日刚过，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与此相比，蒋先生头痛的江西的“匪患”自然显得遥远，就连身上疾病带来的不适也被一片欢喜的气氛掩盖了。年轻的将军不知道也无法知道，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件事瞬间将把他一下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晚十点过后，梅兰芳的演出正高潮迭起的时候，张学良的座位上已经空空如也。因为就在几分钟前，日本关东军无故袭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参谋长荣臻发来紧急电报请示张学良如何处置。年轻的少帅霎时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周围都是滔天巨浪随时可能淹没他。
下令抵抗容易，可这不是一个北大营甚至不是一个东北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处置不当引起中日全面冲突，这个责任他个人是扛不起的，这个命令即使要下也应该由他上面那个人嘴里发出。从更深方面考虑：日本对东北的图谋不是一朝一日，虽然关东军兵力不多，但战端一开，国内兵力源源不断，仅凭东北军的力量是无法抗衡的，否则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他也不会忍辱至今。当初改旗易帜，正是想与中央合为一体，增强力量与日本人抗衡，使日本人看到东北军背后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国联也不可能坐视不管，看着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味疯长，与其说是为了秉持公正，倒不如说是不愿日本独吞这块肥肉。而从日本角度讲，此时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政府的利益，应该是部分军官的个人行为，其政府必然会约束关东军……“深思熟虑”后的少帅一面下令“不得抵抗”，一面电报最高领袖蒋介石。
十万火急的电报一封又一封飞到刚到南昌的蒋介石面前，握着薄薄的电报，蒋介石的手忍不住地发抖，蒋在日记里写道：“天灾人祸相逼而来，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面对突如其来的麻烦，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南昌之行，匆匆赶回南京，同时回电张学良“不予抵抗”，等候国联仲裁。
面对进攻北大营的五百多名日军，北大营八千余名将士却无力还手，背负着“不准抵抗”的命令，屈辱地逃离了北大营……
9月18日至9月25日，辽宁、吉林三十座城市相继沦陷，一场持续十四年的国殇也由此开始。
面对政府的无休止退让，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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