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阴天。”
“的确有一些云——”
“而且越来越冷。我想快下雨了。”
“啊，你担心飞机上的品达里斯。他们会安全降落在伦敦的，别发愁了。品达里斯在伦敦会很安全的。”
如果承认我主要是担心品达里斯没有本事保管好我的护照，那就未免太卑鄙了。品达里斯是个热情的希腊年轻人，来自安德罗斯岛，他最近为了表达对希腊政府的不满，朝国防部长的座车扔了一颗土制炸弹。那颗炸弹没爆，却引发了一波警戒，于是品达里斯立刻变得比日正当中的死谷还要烫手。
由于品达里斯是“泛希腊友谊协会”的成员，而且由于他的英文好得足以让英国人相信他是个老美，所以我把护照转交给他使用，似乎再理所当然不过了。接下来他也以他过世的母亲发誓，说他会把护照寄回我纽约的公寓。
“它会比你早到家。”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我也大可以相信是如此。
我又喝了点希腊茴香烈酒，心中安慰自己，反正那本护照接下来一阵子我都不太用得上。一旦我越过南斯拉夫边界，那本印着我姓名的护照就会当场变成一大累赘。那护照唯一的用处就是让南斯拉夫当局确认我的身份，而他们有责任要把我给吊死。我曾在南斯拉夫发动过一场革命，这类行动通常会让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死得很难看。
乔奇奥示意我们再举杯喝茴香烈酒。”伊凡，你做了件高贵的事情。”他郑重地说，“泛希腊友谊协会不会轻易忘记的。”
“敬友谊协会，”我说，两人又喝了点酒。对“泛希腊友谊协会”来说，我的护照此时并非在前往伦敦的途中。而对“拉脱维亚流亡军”而言，我并没有要到拉脱维亚。同时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眼中，我也并没有准备随时逮到机会就溜过南斯拉夫边境。
然而，我得承认，以上讲的并非全是实话。我碰巧正要前往拉脱维亚，因为我不想去哥伦比亚，而且因为卡里斯·米洛维丘斯是我的朋友。卡里斯是拉脱维亚人，而拉脱维亚人是无可救药的浪漫，卡里斯这个拉脱维亚人住在美国罗得岛首府普洛维登斯，但他的心却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这就是我要去拉脱维亚的原因。而我中途经过马其顿，并非因为那是去拉脱维亚最近或最安全的路线，也不是因为那是去拉脱维亚最合理的路线。
我是要去马其顿看我儿子。
在乔奇奥位于雅典近郊的洋房里，他跟我继续喝着希腊茴香烈酒，而他太太则忙着把米饭、松子，以及切碎的小羊肉裹进嫩葡萄叶中。晚餐后我们改喝咖啡。如我之前所料，外头正在下雨。我们坐在火堆前取暖，我打开我那个扁皮革袋，拿出一张小小的炭笔素描。
上头画着一个婴儿，看起来就是寻常婴儿模样。照相机在马其顿很罕见，因此那里的艺术家也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被迫步入抽象领域。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达所描绘之物的忠实形象。这位不知名的艺术家要替一名婴儿回像，而画出来的看起来也就是一名婴儿。
“好美的婴儿。”我大声说。冒险的情节难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误，塞万提斯也有这个麻烦，但波赫士以为，当他写成了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扎，这些瑕疵便只是专业文学者的职业性挑剔和识者的笑谈而已。
一样的，在我们此刻手中这个漫长的、系列的密探冒险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别于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终仍是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伊凡·谭纳本人不是吗？一开始就走了另一条路
这是我们这位闲着不睡觉的谭纳老兄的第三个跨国冒险故事，由一段浪漫凄迷到掉眼泪的跨国爱情故事（爱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国界和带刺铁丝网）引发，但愈往前走愈臃肿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终，原先要从波罗的海老苏联铁幕里带出美丽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贯彻，可也鬼使神差的顺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发时是谭纳单操一人，回家时却扶老携幼一整个大旅行团，像《圣经·福音书》里耶稣诱拐渔夫彼得跟他走时所讲的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
然而，要将这样一个滚雪球似的结果悉数归诸命运，那也不尽公平，毕竟，最开头的那颗小石子其实是谭纳自己有意无意扔下去的——我们谁都晓得，做为一个身怀秘密任务的密探，过的理应是某种“减法”的人生，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剧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所触及的正是这个。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论上还非有不可，否则就容易启人疑窦，容易从他想隐身、如水滴溶人大海的社会之中异常的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一具正常家庭的“躯壳”，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还是个必要的掩护。因此，他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状况中狠着心（对亲人也对自己）时时保持一种实质的、内在的绝对孤独或说无情，有些秘密心事永远不可以讲，有些行为永远得背着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永远有立入禁止的森严界线，不可以让它自在地、放心地发展，否则不仅可能危及一次任务的执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个终极性也同时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时时准备为它而死的国家怪兽云云。这样子的自我减除、自我强迫的孤独，尤其在一次任务的前夕，那一刻你什么都得放下来，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狭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镜子里头的自己——但我们看伊凡-谭纳做了什么？他想顺便到马其顿去看他不小心遗留在那里的儿子，像我们正常人出发旅行时一样，好不容易又花时间又花金钱跑这么一趟，总要尽可能的利用甚至帮邻居谁谁买个礼物回来不是吗？所以事情打从一开头就“错”了，在该运用减法那一刻，谭纳居然使用了加法，未来因此全然改观。带来瘟疫的英雄传统密探的减法故事，可不只表现于我们上述的接受任务准备行动那一刻而已，那只是这个减法运算的正式启动，它一样会滚雪球般展开来，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达高峰；而且，它也绝不会局限于、满足于运算于这个密探本人而已，接下来，它一个一个减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恶是非，抵挡它的人得死，好心协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运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数“1”，也就是剩下这个密探本人一个而已，恍然如噩梦——好吧，好心一点的密探故事会多少再留点东西给我们，答案等于”2”，通常是个年轻的女性，衣衫褴褛、满脸血污、惊魂未定但还是很美丽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们真正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致命传染病爆发蔓延的医学实录，书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产生抗体的带原者，是“伤寒玛丽”，他所到之处、所触碰之人总无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则最严酷的优生学寓言，不分年龄族裔职业性别，唯有那两个长得最帅最美丽的才能活下来，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长相的追星族。
这类的减法密探故事大行于近代，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把整个人类世界转变成超大型的病菌培养皿，让它先是文字书籍、接着是连续影像的电影电视大行于世，但其实它的极致形式，我个人以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国已然完成，那就是传统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大夫伍奢一家遭灭门之祸，只有次子伍子胥坚持复仇，不愿赴难，向东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吴国。如同伊凡·谭纳，在这趟后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渔人农户的冒死协助掩护，但个性偏狭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担心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踪，临别时居然还要求他们保证封口守秘，于是便有人当场自杀于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让他安安心心向一下站出发，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虚伪和荒唐，有个再简便不过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顺着它的逻辑再多夸张一点点、再多往下推一步，我们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骇人（两者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本来面目来——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这么一小步，遂把英雄还原成为病毒，泄露了秘密。两个无限大于一个无限
问题是，我们这些一样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龟和食人鱼、而且在电视机前挂心迷途搁浅海豚的人，为什么安心浸泡在这样的减法故事里几百年时间不生气，而且还挺享受的呢？
比较息事宁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晓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员、是道具云云，但不只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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