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从初期的倡言“解放思想”，到近期的主张“文化开放”，其言虽殊，其旨则一。几年来，物换星移，常年主持《读书》的老人或退居二线，或另有重任，个别的则已归道山，然而《读书》的宗旨基本未变。它既未韬光养晦，自缚手足，也没有庸俗低劣，追逐利润。
《读书》创办诸君，有的编辑过三十年代的《读书生活》，有的主持过五六十年代的《读书杂志》，在这方面既有经验，复多教训。于是在他们的设计之下，下了不少功夫，使得“书评八股”尽量减少（还不敢说绝迹）。《读书》文章的写法，多数是“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着重在熏陶、烘染、商讨、激励、触发。它从不“耳提面命”，指挥读者干这干那。做到这点，自然也非易事。要组写这样的稿子，费劲不去说，最麻烦的是，经常有热心捍卫文化事业的纯正性的人，写来耳提面命式的文章，而且通过种种途径，用耳提面命的方式要求刊登。有人明确说明，你刊此类文章太少，为了保证方向，特写此文，限于某期刊出。但《读书》既然方针已定，也就只得婉谢了。因此当然又少不了在内部、外部，引起种种激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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