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记者节。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尤其是在中国。节日是喜事，一般每个行业的节日，都过得欢乐祥和其乐融融，洋溢着的是鲜花掌声和职业荣耀。 唯独记者节，始终摆脱不了些许沉重和悲壮的底色，尤其是在业内，每到这个节日，从业者们更多的不是职业荣耀，而是对职业现状的不满和对权利的追求。 在往年的记者节，我们呼吁过自由报道的权利，不被打的权利，今年，我们要争取不写假新闻的权利。 假新闻，向来是笼罩在记者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个巨大的污点，也是降低这个行业公信力、让这个职业共同体蒙羞的致命缺陷。媒体的把关不严和记者的缺乏道德，甚至唯利是图，被看作假新闻的罪魁祸首。加强职业道德培训，不写假新闻，向来是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记者的一项道德要求。确实，从 “纸馅包子”到“谢才萍包养16男”，多数假新闻都源于记者缺乏职业道德。 但也有一些假新闻，责任并不在媒体和记者。假新闻虽然刊登在媒体上，虽然是记者写的，但并非出于他们的意愿，而是某种外在力量让他们无法选择。 所以，不写假新闻，不仅是一种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记者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记者的责任是报道事实和揭露真相，他们应该有拒绝说假话、拒绝写假新闻、拒绝传播虚假消息的权利。 不写假新闻的权利，首先是拒绝新闻通稿的权利。因为，那种企图让舆论一律、打压不同声音的新闻通稿，很多时候正是假新闻的源头。 新闻通稿，原来是一些新闻通讯社的特权，他们在利用自身的通讯网络和信息优势采访到一些重要新闻后，会以一种统一的发稿方式发往需要稿件的媒体。后来，这种通稿形式被政府部门和企业所采用，企业就某个事件发布某条新闻，会向媒体发一份自己写的通稿供媒体选用；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个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地方政府会写一份通稿发往媒体要求媒体刊登。企业的通稿，媒体可以拒绝刊登；但地方政府的通稿，媒体很多时候无法拒绝，尤其是本地媒体，只能原文刊登。 最典型的案例是，当宜黄强拆引发的自焚血案发生后，地方政府发布的通稿则把自焚描述为“恐吓不成反不慎误烧自己”——拆迁对象钟家故伎重演，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3人。这样的通稿刊登到媒体上，不就是赤裸裸的假新闻吗？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通稿一般都会报道：情绪非常稳定，秩序未受到影响。矿难之后如此，校园惨案后也是如此。中国人真这么麻木，或者真这么坚强吗？ 记得一家中央级大报曾刊登一张表现节日欢乐氛围的新闻照片，广场上鸽子很少，为了让照片更有宣传效果，作者Ps了一个鸽子——照片刊出后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于是成为一起造假丑闻。这就是宣传与新闻错位所产生的恶果。 给照片上加一个鸽子，这在宣传上似乎问题不大，可从新闻的职业规范看，就是造假。新闻的核心伦理是客观地报道事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无真实不新闻，新闻从业者所有追求的终极指向就是真相，是绝不能扭曲的。 不写假新闻，也要求政府充分公开信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家部门会站出来指责媒体传播假新闻：又是指责“出台房产税”是不实消息，又是谴责 “征收拥堵费”是假新闻——可这些垄断着信息的部门从来不反思，这些所谓的假新闻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政府部门有充分的信息公开，如果记者向政府核实坊间传闻时不会遭遇“踢皮球”，如果政府发言人能真正地履行发言职能，假新闻可能就不会出现。 信息不公开，政务不透明，记者报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记者无奈只能报道未经权威部门证实的新闻，于是就出现了假新闻。 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经得住事实的拷问，所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这对一家媒体和一个记者来说，是最高的要求。达不到这个要求，起码要争取不写假新闻、不说假话的底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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