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亲，就不能不先说一下我的姥爷。我姥爷跟随他父亲习医多年，医术高明而远近闻名。像大多数出身于旧中国的人一样，一旦有了积蓄，姥爷就毫不迟疑地买地盖房。而那套四合院大房和几十亩土地，也就成了母亲一家“成分不好”的有力证据。
母亲作为“成分不好”的人家的女儿，那种叫人艳羡、让人嫉妒的生活只过了三年。三岁的生日刚过，她的世界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死，家产被分，母亲改嫁。她只好随着五岁的兄长和不满一岁的妹妹来到了她的六十多岁的姥姥家里，老少相依为命。
母亲六岁就订了娃娃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二十五岁的奶奶见到了漂亮乖巧的母亲。于是，不久之后一个柳絮满天的春日，一份薄礼、一纸婚书，便牵起了六岁的母亲和六岁的父亲的一线姻缘。
然而，母亲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女孩儿那样做了吃剩饭喝刷锅水的童养媳。她依然生活在贫困而又温暖的她的姥姥的家里。在渐渐长大的兄长的支持下，她甚至还背起了姥姥用旧手帕改制的书包，迈进了学校的大门。
母亲秀外慧中，天资聪颖。她识字算题、学歌习舞的速度之快，常常惹红了同伴的眼睛，尤其是她的优美的文章，不时地被挂在教室的墙上当范文展览。因此，她深得从青岛毕业来学校的外地老师们的喜爱。
但是，母亲并没有顺顺利利地上她的学。她的姥姥日渐衰老，一家人没饭吃的时候，母亲就辍学和兄妹一起挖野菜糊口。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上完高小，母亲竟还取得了全公社第一名的毕业考试成绩。然而她也没能升入初中，因为她的“成分不好”。与她同班的一名村干部的侄女虽然榜上无名，但出身于贫农的她比母亲更需要接受培育，于是母亲的位置便被她代替了。当然，这都是后来才道听途说的。从此，母亲与学校绝缘。这成了她无法弥补的永远的遗感。而弥漫心中的那弄不明白又抹不去的阴影，则整整折磨了她大半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年迈的姥姥病逝了。她的年轻的兄长和年幼的小妹也分别有了不同的归宿：一个因大脑炎耽误了治疗而离开人世；一个被婆家领去做了童养媳。母亲孤苦伶仃，唯一的出路便是出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某一年的八月，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的下午，母亲乘坐着用绸缎珠穗装饰的花花绿绿的八抬大轿，吹吹打打地进了“我家”的大门。她头戴凤冠、身穿霞披，被两个儿女双全的小脚女人搀扶着人了洞房。直到现在老人们还常说：母亲那天特别俊美，像下凡的仙女。母亲是村里第一个坐轿成亲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她乘坐的那顶属于封建遗留产物的八抬大轿，后来被村中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们化成了灰烬。
母亲终于有了真正的家的感觉。尽管她要侍奉我的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六岁的小姑和十二岁的小叔，但她烧水、做饭、拾草、挖菜无所不能、任劳任怨。后来，我大哥出生了，给这个大家庭又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母亲更是心花怒放，她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而忘记了忧伤。
六十年代末，革命的风暴同样刮到了当地农村。第一次开万人大会的时候，母亲也兴冲冲地准备参加。父亲却悄悄地告诉她：“趁着不上工，回娘家看看吧。”母亲一想也好，就抱着我大哥到我姥姥改嫁的家里去了。以后每当开大会，父亲便让母亲回娘家。渐渐地母亲觉出了其中的缘由：像她这样的人是没资格参加大会的。父亲只不过不想让她知道后难过而已。更让母亲惊愕的是：身为村团支书的父亲屡次不能成为党员，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本不善言辞的母亲变得更加忧郁。虽然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发牢骚，更没有因此而和她划清界限，但她仍然认为是自己连累了丈夫，耽误了丈夫的前程，并为此而深深自责。父亲最终也没成为党员，即使后来到外地工作。我和两个弟弟陆续出生后，瘦弱的母亲一边参加劳动挣工分，一边操持家务照料我们。记忆中她不大说话，那双美丽的眼睛也总是布满阴云。八十年代初的某年夏天，大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成了村里第一个考取“铁饭碗”的人。可是，我们一家人高兴了没几天，就听说大哥的录取通知书又被莫名其妙地收回去了。那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整整干了一天农活的母亲滴水不沾、通宵未眠。一夜之间，母亲苍老了许多许多。
后来，尽管哥哥被县里最好的高中录取，但自那以后，在人们的风言风语中，母亲的肺病日益加重。我清楚地记得，夏日的夜晚，人们聚在一起乘凉，听贫农老爷爷津津有味地讲述关于我姥爷的故事：惊人的医术、儒雅的风度、倔强的性格、屈死的过程……母亲静静地坐在一边，仿佛一尊塑像；婆娑的月光，时不时映出她满脸的无奈和忧伤。回家以后，母亲独坐灯前，不住地叹气，不停地咳嗽。那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在宁静的夜晚传得很远很远。
母亲变得更加胆小怕事，甚至大哥考了第一、得了奖状，她也只要求我一们向他学习而不允许我们对别人炫耀声张。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三年之后，我大哥以超出本科录取线几十分的成绩考入了某著名大学。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母亲又说又笑时突然放声大哭。我现在才明白：她多么怕因为自己的“成分问题”再次误了儿女的前程，她被心头石头似的阴影几乎压倒了啊！
后来，在哥哥的激励下，我和弟弟们也分别考上了比较满意的大学。母亲再一次成为村里的焦点人物。整个镇上，没有哪个女人能像她一样：四个孩子都通过考学走出了农村而成为“国家干部”。母亲一天比一天快乐，头发虽已花白，皱纹虽已增多，但她的脚步却越来越轻盈。
人们都说，母亲应该享享清福了，我们也认为最起码她也得好好休息休息了。可是，父亲还没退休，我们四个也都在外地工作或上学，除了寒暑假我们都回家，平日里唯一能天天陪伴母亲的也只有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母亲好孤独！孤独的她只好在我们的影集和书信里诉说她的思念。
不久之后，我早年远走东北的姥姥思乡心切，要回归故里。母亲又失眠了几个夜晚，最后还是亲自到东北把七十多岁的姥姥接到我家里来。从此，母亲除了照顾未住在一起的爷爷奶奶，还得天天侍候我那耳聋眼花的姥姥。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冬日，我小侄儿的第一声呐喊，宣告我们家已四世同堂。母亲好开心！她带着亲手做成的小棉衣小棉被，坐车到哥哥家看望自己的第一个孙子。可是，欢天喜地的日子刚过几天，母亲又犯愁了：留下看孙子吧，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回家照顾老人吧，又觉得对不住儿子儿媳和孙子。哥嫂了解这种情况，并且很理解她，最后请了保姆了事。但母亲仍然不能安心，她惦记着老人又挂念着孙子，不得不奔忙于城市和老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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