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受一切，也记录一切。土地录进了江南六十年的变迁。一粒土壤，一个水分子，就是一个昨天，预示着一个明天。
要问我的家，我会说，不在姑苏城里，苏州城里的家，那是候鸟的迁徙地。我的家在江阴农村。出江阴东门十里，从长江边黄山炮台向南拉一条直线，相交处就是我的家。前几年，站在江阴长江大桥的南端引桥上，可以看到那黑的瓦白的墙。
那个村叫北湖埭，中间有个大水塘，塘西叫北湖西埭，塘东叫北湖东埭。北湖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信地址，叫江阴东门外蒲鞋桥北湖东埭，蒲鞋桥是个集镇；后来叫江阴县要塞公社新华大队；再后来叫江阴市要塞镇新华村。向南-二十里，翻过一座山，就是大名鼎鼎的华西村。
实际中的村，有几种概念，最大的是行政村，新华村就是行政村，由四五个自然村组成；其次是自然村，一个一个村落，有大有小，北湖东埭就是自然村；最小的是生产队，后来叫村民小组，农民口中的“我们村上”，这个村实际上是生产队。生产队是农民活动的天地，几十年内是经济核算单位，是农村最基本的细胞，同样是一个政经合一的组织。我跟着村民，我所说的“我们村”，也是说的生产队。一个村的半个世纪，实际是一个生产队的半个世纪。
江阴的村子密集，都很大，一字长条里把长，有—二百户人家。村与村之间，仅相距一二里。村前村后是农田、水塘、渠道。我们那个村中间有一条小河通进长江，也有潮起潮落，河水是浑的，塘水是清的。河岸塘边有几棵青丝飘飘的杨柳树。
我们那个村几乎都姓徐。徐家的祖宗徐僖公是明朝兵部尚书，有家谱记载，我在《中国名人大辞典》里找到了徐僖公，江阴城东南岐山脚下有他很大的墓，还有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祠堂。村上留有楼房遗址和养马的厩房。20世纪50年代，我看到一箱的家谱，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掉了。徐僖公的墓，文管部门作了保护性挖掘，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江阴人多田少，全县人均在一亩半左右。我们那村，就是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一百来个人口，有水田一百三四十亩。每户占的地相差不很大，多则十来亩，少则一二亩，无田的佃农几乎没有。为何如此平均，可能与人多地少有关，都是活命田，出卖的人家极少，有钱有势的人家也几乎没有，形成了土地兼并的真空状态。我家祖上的田，经几次分割，到我父亲名下已只有水田二亩半、旱田三分，到新中国成立时人均不足一亩地。
我家和别人家共有的水地叫十亩地，我家的田在中间，长长的一条，耕种很不方便。父亲早逝，留下的印象，只有水桶上农具上“徐宝余记”几个挺工整的字儿，还有阁楼上的几捆发黄了的书。我和我母亲、哥哥，就守着这三亩地度日。田靠我哥哥种，农忙时在山观的舅家来帮种，我六七岁时也下地了。一年两次收成，一稻一麦，丰年可以吃饱，灾年就要去买山芋充饥。一个挥不去的印记，山芋吃怕了，肚里老胀气。羡慕村上田多人家，麦收后还吃白米饭，而我家三餐麦粉粥，隔天中午吃顿麦片饭。麦粉要手推磨出来，我五六岁就推磨，锡剧《双推磨》多好听，推呀拉呀转儿的，推磨难挨呀，人和磨盘差不多高，拉过来推过去，小脑子里经常想，什么时候不推磨。
我们村那一百多亩地，地形地貌，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间并无多大变化。要说有变化在50年代中期，原来有一个大的土堆，有半亩地大，说是太平天国时“长毛”（太平军）被清兵杀了堆葬而成的，是不是曾国藩的功劳不清楚；还有一个十来亩的小岗丘，上面有茔地，有旱地。我们那里几乎家家织布，棉花要到苏北去买，我母亲年轻时也去买，早出晚归，有时来回要两天。傍晚，我和我哥哥就立在岗丘最高处，等我母亲挑着棉花从北边路上出现。太平军的墓和小岗丘，平整土地时平掉了，成了平镜似的水稻田。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是农村生产关系。六十年间，与江南农村每个村子一样，我们村的地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这就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一次二次，我在农村都经历了；第三次，也看到了。三次变迁，地没有多大变化，却是农民命运六十年历史的关节点，几乎是一个甲子的“三农”的全部，什么叫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次变迁就是调整的全部。我所经历的、看到的、所认识到的，与听到的、文件中看到的，有同有不同。
六十年后，怎样看江南农村的那次土改？在我看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新中国成立时，江南土地兼并状况如何，不大清楚。从我们村和周围的村来看，土地兼并并不严重，户与户之间大体平均。一个行政村三四百户，仅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其余全是中农和贫下中农，中农的比例也不高。地主家有地四十亩，富农家有地三十亩，这个地主这个富农都种地，雇佣的长工都是季节工，并无《半夜鸡叫》里“周扒皮”那样的劣迹，严格来讲，他们不是地主不是富农，开斗争会农民恨不大起来。不过，农民还是热烈欢迎土改，分地时可以称之为兴高采烈。这是我在六十年中，仅看到的一次农村集体大欢乐。那时土地金贵呀，土地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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