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青浦的城墙
青浦县融进了上海市区，青浦人变成上海人了。可是我小时候，在青浦念小学，上海十分遥远。青浦，光是那城墙就“阿乡”得很。上海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有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青浦城里连“圣公会”的教堂都是平房，潘家弄里造一座洋房，一直到解放军进城，都没有造完，那没有扶梯的楼道和没有窗框的窗子，有好几年，成了我们占山为王，飞檐走壁的去处。城墙外面是护城河，从青浦去朱家角（现在才知道是明清古镇，成了旅游胜地），就在河边搭周作人津津乐道的乌篷船，当然大都已经装备了柴油机，“突突、突突”地把青烟留在清澈的水面上。一转弯，便可以看到一座宝塔，没有层层向上的飞檐，也没有令人神思飞越的铜铃，却在半中腰长出一簇小树，看起来弱不禁风，可经风雨见世面，见证过太平天国时代美国洋枪队头子华尔被击毙的情景。可惜，那树太渺小，逗不起我去想象有什么高僧隐居在里面，飞檐上也不可能让鼓上蚤时迁式的侠客大显身手。这已经够煞风景的了，倒霉的是城墙常常成为作文的题目。我在作文里形容它“像生了几百年的癣一样”，被“国语”教师在课堂上念了出来，弄得哄堂大笑。那时城里有两三家小报，轮流发行，都有文艺副刊，有一篇文章用“斑斓驳蚀”形容，我就转弯抹角，用到作文里去，这下子得到先生称赞。虽然这个“斑斓驳蚀”．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一到城墙底下，用青浦话来说，就有点“汗毛凛凛”。原因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城门口突然挂了一个男人的头。说是一个共产党，名字叫做丁锡山（音），从乡下观音堂来攻打县城。听一个家在上海的男同学说，那头上血丝拉了好长，好长，好长。他感慨万分地说：“共产党也真是太‘猛门’（冒失）了，国民党有美国做后台。”美国人，除了在电影上，我只在城墙外面通向佘山天文台的公路上见过：开着吉普车，戴着船形帽，车子里的女郎戴着太阳镜，只穿奶罩，不时还从车子上站起来尖叫。
等到解放了，我长大了，才发现青浦离上海原并不遥远，只一点点汽车路。
但是，上海和青浦毕竟是两世界。先不先，在上海可以随便看电影，而青浦却连一家电影院都没有。我第一次看电影还是在朱家角最神气的私立“一隅小学”里，一个美国人，用格格作响的小放映机放在教室里的白墙上。一个短片，才十分钟左右。也不知道是谁通风报信的，像过节一样地去了，又过节一样地回来了。后来，又看过一次，是在“一隅小学”的操场上，这一回，是完整的，是美国电影《人猿泰山》。美国人真是了不起，和猴子都能谈起恋爱来。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一隅小学的名字挺有学问，从孔夫子那里来的，他的本意是要人们“举一隅以反三”，也就是面对四面八方，只要举出一个方向来，就可以推想出其余的三个方面的情况来。毕竟是圣人的本事非同小可，我却没有办法凭一个人猿泰山想象成整个美国人都是猴子。
真正把电影看过瘾，是解放以后。青浦城中心有一片很大的瓦砾场。1948年，我父亲曾经问过房东，那是不是日本人留下的？房东说，不，是“洪杨事变”（太平天国）。
解放军把那里修整成了广场，后来就叫“解放场”。
解放场上一支起电影机，全城的欢乐的节日就开始了。《钢铁战士》最为激动人心。一个小战士被俘了。敌人让他写自首书。他要纸，纸拿来了，他认真地写，还问一革命的“革”字怎么写。写完，却和敌人拼命，壮烈牺牲。一个特写镜头，纸上写的是：“刘海泉革命到底”。还有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丰收、爱情、舞着花头巾唱歌、穿着哥萨克皮靴跳舞，结婚典礼上当着亲人接吻发出吱吱的声音。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明天。
青浦城里没有自来水，好在城里有河，妈妈洗衣服、淘米、洗菜、刷马桶，都在自家后门“水码头”的石头台阶上。青浦人非常爱干净，马桶倒了，还要用一把竹片做的刷子就着河水刷，把马桶底刷出热闹的声音来。妈妈一边刷马桶，一边和对河洗菜淘米的阿婶说些家常里短的。
解放军来了，军民真是亲如一家，解放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可是鱼却不吃河里的水。营房就在河边，也挖一口井。做宣传工作的女同志坐在井栏杆上和刷马桶的家庭妇女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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