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章是“逼”出来的
说起来是老生常谈了，文章要尽可能写得短些，再短些——许多作家和读者提过这个要求，郭老还曾为此大声疾呼。可惜事过境迁，近年来文章越写越长，呼声得不到响应，慢慢地减弱下去，终至“渐行渐远渐无声”了。
但读者们自有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抵制法，那就是：不看。
笔者有个向来爱读散文的朋友，最近也加入了“不看”派。他说：“读时下流行的长散文，像陶渊明那样‘欣然忘食’的时候并不多，却常常产生三种心理：一是怕，一看那么长，非半小时不能卒读，就不敢看；二是耐——还得耐心看下去，倘若这是篇情文并茂的佳作呢，失之交臂，岂不可惜！三是悔，读完后掩卷回想，印象模糊，又觉得有点懊恼。这样反复多次，后来见到长文章，就不分良莠，索性都跳过不看了。”这段话尽管有点偏激，却也发人深思，那些为“散文的厄运”深感惶惑的同志，可以在这里找到一部分答案。
于是想到了古文。古文很讲究炼意炼字，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所谓“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古文观止》二百多篇，大都立论精辟，意赅言简。韩愈的《杂说四》只有151字。刘禹锡的《陋室铭》更短，81字。最长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也不过2500字。先秦的文章尤其精炼，那原因大概如孙矿《与李于田论文书》中所说：“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不朽，岂轻以灾竹木？”章学诚《乙卯札记》中也说：“古人作书，……繁重不胜，是以文词简严，取足达意而已。”可见最早的短文章是“逼”出来的。后来蔚为风气，虽然发明了文房四宝，无“汗青刻简”之劳，也都避长趋短了。
现代人使用的文具远比古人便利，加上作者生活丰富，知识爆炸，浩浩荡荡的文思胜过“韩潮苏海”，于是下笔数千言就成了常事。但是，看看一般近代名家的范文，却也不长。朱自清的《匆匆》和《荷塘月色》，都不过千把字。《背影》写父子深情，若教俗手动笔，至少得缕述三五个感人事例，夹叙夹抒，缠绵委婉，非三数千言莫办；而朱自清只选取父亲怀抱橘子爬月台这个典型情节，写成千二百字的一篇短文，给读者的印象特别深刻。偶尔也见长的，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是因为题目大，势所不得不然；但长中见短，作者也只写了一个晚上跟友人偕游河上的情景和感受，没有扯到扯不完的金粉故事上去，跟长而冗者绝不相侔。“动人春色不须多”，多了就不动人了。名家懂得这点文章三昧，所以选材时斟酌淘汰，精中取精，标准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逼”——逼自己精选素材，宁少毋滥。
名家还有一种自逼自的功夫，那就是反复锤炼词章，使之高度紧缩。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写过一首题名《在一个地铁车站》的诗，只有两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象征丑恶的社会中也有些美好的现象在，意象含蓄，颇能引人联想。据说原作长达三十行，他在一年中逼自己改了两次，最后浓缩成两行。我们有些作者恰正相反，喜欢随意敷陈，短话长说，写完后又急图发表，不耐推敲，内容芜杂，又加文字累赘，那怎么能怪人家不要看呢？
除了自己逼自己，编辑们也要给作者施加一点“逼”功。目前计字付酬的办法可否也调整一下，那实际上在鼓励大家写长文章。有些刊物好像看不起千字文，这口胃也得变一变。编辑乐于发短文，对作者既是引，也是逼。遇到那些可缩性很大的长文章，弃之可惜，用又不宜，但也有办法对付。笔者读中学时有个国文教师，他收到洋洋十数页的长作文，通常原封不动地发还给学生，另附批语一句：“请把原作压缩掉三分之一”，或是：“请改写一遍，字数控制在两千以内。”这办法看似偷懒，倒着实有点效果，逼我们不得不自执斧斤，咬牙忍痛’，把字行间旁逸斜出的枝叶尽量砍去。后来退还的次数就少了，偶尔还能收到几句“文简字约，一清见底”之类的好评。这又是一种“逼”，逼作者自我提高，且又在理在礼。为某些退用两难的长文章感到棘手的编辑同志，盍兴乎一试？
选自《散文》198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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