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绍良先生2005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伦敦，继续从事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编目。8月23日伦敦时间上午9点，接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先生电子邮件：“8月21日晚21点30分，周绍良先生去世。近三天，在他的家里（就是靠通县的乡下）设灵堂吊唁。”
当时真是愣了。在给李际宁的回信中，我说：“走前已经听说周先生住院，但事情实在太多，你是知道的，国图图录的事情、冯先生的事情、《中华藏》样书的事情，加上一堆论文审读及答辩，算着小时计划工作。连芳芳（我女儿）从日本回来，我也未能与她好好说一会话。所以未能去医院探望，总希望他能早占勿药。没想到这就走了。我受周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住院时既未能去探望，此刻又不能亲去吊唁，实在于心不安。”
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通过白化文先生转达我的哀思。可没有白先生的电邮信箱，于是立即给他的弟子杨宝玉女士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21日因病故世，不胜悲悼。我受绍良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一直无以为报。前此按照先生的企划，计划把我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目录编入先生主编的佛典目录中，没想到工作正在进行，先生竟然西去。我现在没有先生双桥的地址，也没有白化文先生的电邮信箱。麻烦您把我上面的意思转告白化文先生。白先生去吊唁，还请在绍良先生灵前代为致意。”
想到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的目录，就想到为周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籍目录释家类奔忙多年的李家振先生。便马上给李先生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不幸故世，深为悲痛。先生前去吊唁，望灵前代为致意。我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良多，无以为报。原以为这次的目录可以代绍良先生了却一件心事，却又留下遗憾。”
第二天上班，接到李际宁23日晚上发来的电邮：“23日下午（北京时间14点），有庆（国图善本部善本组组长程有庆——方注）往周绍良先生家吊唁。……有庆回来告我：白化文先生为您在英国表示哀悼向周家人作了说明，程毅中先生代笔签名。”
无论如何，未能到周先生灵前鞠躬致哀，心中多时歉仄不安。因为我受周先生的恩德太多。在上面几份电邮中，我都提到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这绝不是应景的客气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在《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前言中这样写：
本书得以顺利编纂，首先要感谢周绍良先生。这不仅因为周先生代表编委会具体负责本书，还在于周先生对本书的编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选目、洗相到录文体例、格式、题解的要求等，不嫌其烦地指点。尤其是本书原计划抄写后照相排版，周先生专门为我安排了抄写人员，用规规矩矩的正楷把全书抄写一过。由于格式与抄写纸张的变动，不少文献还抄了两遍。其间转稿、审稿不知花费多少精力。回想我多次到广济寺找周先生，他顶着炎炎烈日为我取稿的情景，私心区区，实不能已。
在博士论文《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的跋中，我这样写：论文的写作，除了任先生（任继愈先生——方注）自始至终的指导之外，黄心川、季羡林两位先生在指导我确定选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周绍良先生对我的帮助与指导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大到论文的结构篇章，小到一些具体的论述，周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点。不仅如此，周先生还主动提供家藏叔迦先生亲笔批点的书籍、所抄录的敦煌卷子及传世文物供我使用。他那儿的书籍资料，只要我能用得着，随时可让我拿走。扶掖后进的苦心，为人之高尚风范，实在叫人感荷不尽。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老一辈的悉心培养，绝不会有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老一辈学者的心血。先生们的恩情，我是无法回报的。我只有更加努力地搞好自己的研究，以更好的学术成果回报先生们；只有以先生们对待后进的态度为榜样来对待比我年轻的朋友们，为他们的成才尽我的全部力量，以此报答先生们的栽培之恩。
所以，我与周先生虽然没有师生的名分，但心中从来把他奉为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老师。我认识周先生是1984年跟随任继愈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开始的，至今已经超过20年。周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献目录学专家，对佛教文献目录之熟，国内少有。所以任先生给周先生打招呼，让周先生多指导我，并让我遇事多请教周先生。那时周先生在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我每月一般要去一、两次，有时甚至更多。至今记得顺着丁香簇拥的甬道，到后院佛教图文馆找周先生的情景。每次带着问题去，带着周先生的指教回来，然后再看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周先生之所谓也。后来周先生主持佛教协会工作，驻广济寺；我便开始向广济寺跑。1986年有半年左右，任先生让我理顺《中华大藏经》的工作流程，这段时间，为了《中华大藏经》的工作，包括向有关佛教寺院商借校本等等，跑得更多。至于编纂《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时周先生的帮助、指教，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