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两年某新贵还在当“疏逖下士”的时候，曾经宣称要办一种什么“文章正宗”的报来抵制白话的“文章歪祖”。大概是因为“忝侍政席”（注意这是总长对执政底辞令，执政府的茶役以及听差人等，不得比附援引）底预备工夫太忙一点吧，以至于他底“正宗”老没显灵，而一般“歪祖”仍在这里大白其话。直到如今，整个儿正宗的报还是没见，幸而有一两篇的可以充得正宗的零碎文章昭示天下，也算大家底眼福了，安得不于快睹之余，细细-的咀嚼咀嚼！
于国学垂绝士德全荒之际，来提倡文章正宗，当然仅仅在形式上禁止非“国学”的白话是不澈底的；还要在内容上能发挥“士德”。今天我中国历圣相承之士德，孰有大于忠孝者哉？那么文章底正宗不正宗，不待说是要以忠孝不忠孝作标准的了。例如一位总长，因为“执政忧学之忱溢于言表”，于是乎“凡事可为执政稍展隐忧……即摩顶踵亦所愿为”；于是乎“虽懔贾生一岁三迁之戒，终怀李陵得当以报之诚”；这还不算十成到工的忠吗？因恐怕“万一钧座因而减膳”——乃又不恤把“本兼各职均一律开去”——减膳撤乐，都是皇帝“省愆”底仪注，以此恭维“钧座”，令人想见春秋尊王之义；至于惧其减膳而自愿牺牲，则又与“文王一膳亦一膳、文王再膳亦再膳”的世子同一用心了——这还不算无微不至的孝吗？这种文章，假使他拿白话写出来，也要开个特例，容他在“正宗上行走”；何况是顶呱呱的“桐选合璧”，没一个“引车卖浆之子”底字眼，虽欲不列之正宗也其又安能？
且夫自民国无君以来，各该总长之忘乎其形，不知“天泽之分”者“久矣乎非一日矣”。什么叫国务员，什么叫赞襄大总统，什么叫责任内阁，配吗？这样的什么约法什么宪法，还不该一扫精光吗？老实一句话：总长者，“侍”执政者也。拈出一个“侍”字，——一则日：“忝侍政席”，再则日：“侍执政之日长”，不但把赞襄、国务、责任等等不纯正的概念，完全打消；而且比几千年来“坐而论道”、“正气立朝”的君臣大礼更进了一步。像这样“收图布宪足负微劳”的大“文宗”（又注意，这是文章正宗底略词，切勿误认作前清的学台大人；前清的学台大人，不过和今天的教育厅长相等而已，比总长还差得远呢），转瞬要定起宪法来，还愁不是一部忠孝宪法吗？总长“宜弄柔翰”，不但执政“稍匿隐忧”，而且宪法“可开生面”，猗欤休哉。圣人云：文风关乎国运；有了这样正宗的文章，我们贵民国底前途是不卜可知的了，“凡在清流亦多鉴可”，那更何消说得。
阎婆惜曾经说过：“花儿好，叶儿也好，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褒贬吗？”是的，不错，上头所说这篇辞职表章小毛病要挑也可以挑出一点来，然而毕竟总只是小毛病。例如他说“家有子弟莫知所出”，好像是骂“出生不明”的私生子；好在下文接着就是“钊有三儿亦罹此困”，立刻可以证明他不是骂人。又如他在辞表中用“本管长官”四字，似乎和“忝侍政席”的态度有点矛盾；好在这一节是对“束发小生”而言，并非对“钧座”“沥陈衷曲”可比。又如他用“束发小生”这四个字，似乎反于眼前学生不束发而剪发的现状；好在正宗文章，本不要像写实派的小说那么“刻舟求剑”。又如他用“国士之报”、“百身莫赎”这些典故，似乎于忠孝底对象有点不吉利；好在他自己声明愿“摩顶踵”，自然不能疑他是有意诅咒。又如他以“威棱已损”为辞职理由之一，似乎侵越了陆军总长底权限；好在军警与教育当局合作，已经早就成了事实，而况且要在“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时候来“整理教育”，实在和穆罕默德传教一样，非有杀人的“威棱”不可。统而言之，就文论文，这篇大作，可以说是“虑周藻密”，而且“盎然忠孝”，无论从“国学”和“士德”哪一方面看，都是“瑕不掩瑜”的作品，至少和曹植《求自试》，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是可以抗衡的。虽然有人疑心“贾生一岁三迁之戒”的典故，有点捏造的嫌疑；殊不知在这临时政府一切与民更始的新潮流之中，只要说话方便，捏造就捏造，那更是满不在乎；而况乎他通篇只捏造了这一个，自然是无伤于文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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