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是北大校本部“打老虎”队的一个小队长，带领一批学生调查当时的总务科，让那位姓袁的科长吃了不少苦头。而即使这时，我还是没有放下我的《奥涅金》，一有空就默读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我为此被批评过，说我没有全心全意为革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仍旧“我行我素”。
1952年，读到三年级时，我提前毕业，成为北大的俄语教师。这时俄语组已经成为俄语系，由于教师紧缺，聘请了许多原来住在北京城里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来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时苏联政府已接受他们为苏联公民），让他们担任教学工作。我曾经拿一些《奥涅金》中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的诗句去请教他们，我发现，这些人都熟悉这本书。这说明普希金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奥涅金》对俄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一涉及书中包含较深哲理的地方，或是有关俄国和世界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这些人就讲不清了。
1953年，我国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北大也来了许多。他们当时在学校和系里的权力很大，样样事都要听他们的指示。不过他们对我很有好处。我从俄语系调到中文系给文艺理论专家皮达可夫做课堂口译，这位先生和俄语系的卡普斯金教授夫妇对我进一步理解《奥涅金》有很多帮助。他们当时对我这个中国年轻人如此熟悉这本书感到惊讶，他们向我讲述普希金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讲《奥涅金》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鼓励我钻研下去。虽然他们的指导中带有很大成分的俄罗斯民族的主观意识，态度上也多少有一点居高I临下，但毕竟使我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至少，作为俄罗斯人，他们比我更知道普希金和俄国文学。他们的帮助使得我更加喜爱《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增强了我继续研读普希金的动力。
大约是在1953年，我国文艺界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运动。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恰在这时我把吕荧翻译的《奥涅金》成天拿着，他和“胡风集团”是有牵连的，他的那个译本中，还有一节诗是胡风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他把胡风的译文用在了自己的译本里，是为了对胡风表示敬意。他并且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而我也欣赏胡风的这节翻译，还一再拿它给别人看。另外，我在1950到1952年间，曾是北大学生文艺团体“新文艺社”的负责人，我请胡风到社里和学生座谈过；胡风最要好的朋友路翎恰好是我的好友的哥哥，我曾因为这个关系几次到路翎那里去，听他谈些有关文艺创作的事；再加上我那时使用着“泥土”这个笔名，而胡风他们的出版社就叫“泥土社”，我还把我从俄文翻译的一部土耳其作家希克梅特的诗集邮寄到那里打算出书。这些事凑在一起，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我真怕自己受到牵连。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大概因为有些事人家并不知道。而在那个时候，“宁左勿右”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我被牵连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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