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张立宪，出版人，曾策划《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等书，他策划主编的《读库》系列丛书成为近几年书业亮点，本人获选《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中国经营报》“中国思想力人物”。

　　立民国，孙中山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程式性的东西，一套议事决策的程式规范。孙中山认为，"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西方"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他所说的"此书"，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议事规则不是有强制效力的法律，它只是一个如何开会的程序。1876年，亨利o马丁o罗伯特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前三版就卖出了五十万册。后来，对议事规则的完善和修订成了罗伯特家族的事业，直到2000年出版了第十版，累计销售五百多万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议事会中都在使用这一规则，上至联合国大会，下至学校班会，常会在本机构的议事规则中看到"未尽事宜，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准"的字样，特别是在美国民间组织中被广泛采用，据说百分之九十的机构都在用它。《罗伯特议事规则》提供了大量的标准、手段以及具体的机制设计，将民主精神体现于会议规则之中，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民主，通过中立的、客观的、有效率的技术性方式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罗伯特议事规则》之所以受到广泛认可，在于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竞争环境中的各方利益，能够实现"逐利与制衡的完美结合"，如罗伯特本人所言："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地去参与实施，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一个叫袁天鹏的中国小伙子，于2007年将这本"会议红宝书"译为中文并出版，在中国开始推广议事规则。2008年5月，安徽阜阳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的兴农合作社，迎来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议事规则专家"。这是议事规则这个洋玩艺儿走进中国农村的头一回，"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这个美国人的洋药方，能不能治得了中国农村的土问题？
　　《学开会》记录的正是议事规则在中国农村下乡的故事。中国走了百年的现代化之路，却很少有人想到，民主是需要学习的。2008年4月15日早晨，一段题为"2008中国站起来！"的短视频出现在新浪网。这是一部土制的纪录片，开场是毛泽东肖像，太阳光从他头像四周散射着。静默中来了一段管弦乐，雷鸣般的击鼓声，一个黑屏闪出，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毛主席的一则真言咒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镜头切到了当代照片和新闻的连续素材，在阴谋和背叛理论之间非常狂热地跳跃--中国今天面对的"闹剧、密谋和灾难"。暴跌的中国股市。购物者被通胀困扰，一个屠宰柜台旁，"连吃猪肉都成了一种奢侈"。以及一个警告：这是全球"货币战争"的开端，西方意在"让中国人民"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一个切换，镜头随后转到另外一条战线：暴徒在西藏首府拉萨哄抢商店，大吵大闹。音乐在这样一行字幕闪过屏幕时渐强："所谓的和平示威"。一段批评中国的外媒剪报蒙太奇--都只是"谎言，歪曲的众口一辞"。屏幕布满了CNN、BBC和其它新闻机构的标志，然后又让位于戈培尔的肖像。管弦乐队和雄辩陈词渐渐爬升到最后一组镜头，"显然，背后是一场包围中国的阴谋，一场新的冷战！"音乐转向高奏凯歌，画面是中国的奥运跨栏手刘翔站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着奥运火炬，"象征和平和友谊的圣火"！但首先，是最后一幕的背叛：在巴黎，示威者试图从一个官方火炬手的手中抢走奥运火炬，迫使保安挡开他们--这是新时代的一次"长征"。影片最终以一幅被阳光照亮的中国国旗的图像，以及一句庄严的宣誓结束："我们会站起来！永远团结、和谐的一家人！"在头一个半星期，这段视频吸引了一百万次点击和几万次评论支持。它跃升为这个站点最受欢迎排行榜的第四名（一个电视主播打哈欠的穿帮视频排名第一）。它成为了中国荣誉的自发捍卫者--一个被中国人称为"愤青"、"愤怒青年"的爱国群体的宣言。《纽约客》记者欧逸文深入采访了这段视频的主人和他的生活圈子，得以向大家展示新一代的新保守民族主义者。
　　1922年，一个二十岁的俄罗斯犹太青年沈石蒂，两手空空抵达上海；他离开上海时，行李中有两万余幅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那是上海一个时代的表情。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在微博中将照片一一展出，微博说明："所有照片都是一名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南京路上的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这些跨越岁月的图像迅即传遍网络，惊叹与赞美纷至沓来。11月11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他们依然健在，并愿意向大家讲述照片拍摄的经过。他们的故事，以及这些神态鲜活的老照片，又将大家带回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生活。再也没能回到上海的沈石蒂，在半个世纪年后，通过他的老照片，重新造访这座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城市。这则新闻已经被报道过许多次，本辑《读库》除深入挖掘了摄影师沈石蒂的生平故事、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之外，更以尽量大的篇幅展现了他的照片，让我们领略半个多世纪以前，上海的面孔和风貌。
    ……

    一把一把掉头发 满耳满眼的苦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年纪轻轻的杨云标开始失眠，一把 一把地掉头发。 本村“老上访”唐殿林是来取经的，他们成了上访的拍档。1999年秋天 ，唐殿林卖掉了栏里的猪，和杨云标一起进京上访。 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跑到北京去告御状的。他们想讨个说法的事情说 小不小，一桩一桩的冤屈，一件一件的不平，有唐殿林自己的，还有村子里 其他人的，全村几十人几百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大事。但是，事情说大 也不大，收支账目不清，村干部乱关乱打，有关部门随便派人查一查，把问 题搞搞清楚，就得了。他们写了数不清的上访信，收信的地址从国务院到省 市区各级相关部门，但都石沉大海。越没有回复就越要访，而越上访，在村 子里的处境就越差，没办法，只能逼着他们再往高处走。 北京已经是最高的地方，他们住在远郊二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每天 一早搭车进城，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 ……差不多的高门台、小窗口，排着差不多的长队，终于排到了，收下材料 登记个名字： “好了，下一个。”工作人员的脸色跟邮筒差不多，这样收 下的信，和投进邮筒里的，没什么两样。 杨云标被关进了公安局人满为患的地下室，里面都是来上访的人，接下 来就是让当地来人把他们领回去。进京去领杨云标的乡镇干部表示，一定认 真调查解决问题，说得千好万好。虽然回去之后迅速变脸，问题依然没有解 决，但这至少让杨云标看到了，进北京、上广场，还是有用的。 他们要再去北京。这回再去就不一样了，不能再卖唐殿林的猪——他已 经没猪可卖了。杨云标和唐殿林在村子里走家串户，请大家签名、捐款。 虽然从小一直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但也只是认识而 已。平时生活压力、人情往来都有父母罩着，再加上这些年一直在外求学、 工作，对文青杨云标来说，乡村被赋予了一种田园诗般的想象，对于乡村来 说，他差不多就是个“外人”。虽然杨云标晓得不同家庭、家族之间的亲属 关系，也不难探问到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但这只是了解乡村的第一层。 要想进入到关系缠绕、恩怨纠扯的乡村内部，而且年纪轻轻的他还要“代表 大家”去上访，就要面对的是：在这个熟人社会、长者社会里，如何确定自 己的位置，如何赢得信任，争取支持。 唐殿林一直生活在村子里，早年当过村干部，人很正直，不管是原来当 村干部还是现在上访，都是大家信得过的人。他和杨云标一起去敲各家各户 的门，唐殿林话不多，但他是身边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深入村庄的中介。 杨云标一家一户、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一个一个掰开揉碎地说，同样的内容说 了几百遍，收集到三百多个人盖了红手印的签名，还有一千多元钱集资，最 多的一户出了二十块，一个平时连盐都买不起的妇女也出了两块钱。 走村串户的过程，让这个已经渐渐走远的准城里人又走回到这片土地。 在这个“回归”乡村的过程中，杨云标也在历练，在成长。在这个靠道德标 准建立信任的熟人社会里，作为一个重回村庄的外来人，赢得信任；在传统 村庄治理靠人生经验积累权威的长者社会里，作为一个年轻人，让维权骨干 ——那些平均年龄五六十岁的老人家接纳他。 就这样，杨云标成了一个“全职上访农民”。平时在村子里的时候，他 做的事情就是走村串户，在家里接待来访，写上访信，以平均十天一封的频 率寄向不同部门，然后就是一遍一遍绕过围追堵截去北京上访。 上访、写信，写信、上访，连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环，杨云标先后四次 进京上访，接触过经年累月的“老上访”，觉得自己越来越愤怒、状态越来 越危险，就像在漩涡里越陷越深。 杨云标并没有成为农民，但他开始了解“农民”，他既是身在其中的人 ，又是旁观者，看到了熟人社会里农民的勇气和怯懦，也懂得他们的爆发和 极端，开始了解他们中间沉默的大多数。 聚到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接触到的不公越来越多，杨云标分析：“村 干部虽然只有五个人，为什么就可以管你两千个？人家有明确的分工，是一 个整体。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村干部，老百姓就是一盘散沙，欺负你的时候 他不说话，欺负他的时候你不说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很容易把全村的人 都挨个欺负一遍。单个老百姓对付村干部不容易，个人反抗的成本太高了， 但如果大家抱起团来就会不一样。”他建议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 成立一个维权协会吧，不仅给自己维权，也可以帮到其他的乡亲。” 对这个提议的回答是一片沉寂，年轻的杨云标以为他已经走入了乡村， 其实还没有。 维权骨干大多数是前村干部和曾经在外工作的退休老干部，他们有正义 感，也晓得政府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有原本就桀骜不驯的 “刺儿头”，动不动就抻胳膊撸袖子敢把天捅下窟窿来；还有的人实在是被 逼到无路可走——不管怎么说，农民本质上还是怕“官”的。上访，是不得 不访，因为实实在在侵害到自己，明明知道“官”不高兴也得做。虽然上访 抗官，但大家都还是很在意“官”方的态度（甚至是揣度官方的感受），担心 访民抱团会触怒了官。一听到要成立什么“维权协会”，那些群情激奋，要 一起告官的人一下又做回到沉默的大多数。 杨云标的提议就像官方在访民面前的承诺一样，不了了之，生活又回到 原来的样子，在上访、写信和写信、上访之间循环。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