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一 “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性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这三篇文章虽然风格各异,重点不一,但都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对鲁迅的“经典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式“重写”。冯骥才开篇就点出鲁迅的“成功”之处在于“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但是随即笔锋一转,认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的分析里所埋伏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借助这种视角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王朔则直言“鲁迅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