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传记作者，怀有偏见或被敌对集团利用，立志贬斥丑化传主，因而在他们的笔下传主全是品格低劣的衣冠禽兽，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无一是处。例如林语堂的《武则天传》，德尼斯·马克·史密斯的《墨索里尼传》等等。这类刻意把传主妖魔化的“传记”有失偏颇，亦不足论！还有一种作者，虽然非为私利，但出于长期的崇拜，以仰视的视角去观察传主，他所能看到的自然只是传主光鲜亮丽的一面，而看不到传主的缺点和失误。例如我在《香港传记发展史》里批评《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先生：作者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的高度，而是以一个“巴金迷”的身份来写这本书，因此对传主难免要仰视，甚至崇拜，看到的几乎全是传主的伟大成就，对传主作品的缺点视而不见，也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余思牧说：“对小说、散文、创作观部分，几乎全是我个人不成熟的见解……巴金先生很尊重我的意见，他说：‘……别的意见我都不讲了，这是你的文章，当然有你自己的看法，我也很忙，没有时间写长信。’他除了说我对他评价过高之外，‘完全不过问我对人对文的看法’。”笔者也有同感，就是对巴金的评价过高了。尽管如此，这本《作家巴金》毕竟还是一本好书。作出版后余思牧先生看了，也曾表示接受我的批评。仰视传主往往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执笔作传之时调整不过来，这样就妨碍你去作冷静的观察，让你无法真正看清楚传主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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