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情况要复杂得多。我是说，被我的不适感触动的远不止是昔日的偏见，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无庸讳言，所谓“不适”在这里必意味着分歧，而所有的分歧归根结底都是所“本”的分歧。说白了，就是我基于自己的立场对沙光的“神本主义”立场心存疑虑。我的立场其实不是“自己”的立场而就是诗的立场，简言之就是诗之所以作为诗独立且自足存在的立场，是在天、地、人、神及其有机关联的诸多可能的维度和界面上，在言说和沉默、澄明和遮蔽的持续博弈中，探讨并揭示当下生存整体的立场。由此决定了我的疑虑是对所有可能把诗导向抽象化、工具化、自我封闭化——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化道途的疑虑，是对所有从现成、自明的知识系统中获取依据，进而使诗的生成及其意蕴变得不言而喻的理论的疑虑。这样的立场，这样的疑虑，所相对的并非仅仅是“神本主义”，它同样相对于那种狭隘的“人本主义”、“语（言）本（位）主义”，乃至一切“主义”。如果其本身也可以被概括为某种“主义”的话，那么不妨称之为“诗本主义”或“决不‘主义’的主义”。
一场争辩似乎已不可避免。我甚至听到了内部程序被启动的嘀答声。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撤火。不仅如此，自那一刻至今，五年多过去了.在我和沙光之间从未就此有过哪怕是非正式的交流。我甚至没有问过，她之所本的“神”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其立场究竟是基于《旧约》还是《新约》？这当然不是说我一直在自我训练隐忍功夫；同样不是说，我因自知神学从来是自己的知识短板，每每未及开口便已心虚气怯（作为反证，早在二十余年之前，并且是在神学之板更短的情况下，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过建立“诗歌神学”的可能性——尽管旨趣迥然相异）；更不是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对友情的更为看重，我当初的疑虑已经自动归于消失——不，它仍然时明时暗地横亘在那里——而是说，从决定撤火的那一刻起，我就悬置了并一直悬置着那被猝然激发的疑虑。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够朋友，但我可以肯定，我之所以突然撤火，是因为有一个声音抢在了前面。和我刚刚说过的一模一样，它说：情况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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