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小书，算是写完了。我也舒了——口长气。半年前，我差一点就放弃了对它的写作。而现在，总算让这险些流产的“胎儿”面世了。
说来好笑，这部书，去年七月开始动笔，一路写来，还算顺利。写到今年年初，在还差一两章便呵杀青的时候，有一天午夜梦回，打开电脑，想继续东涂西抹。谁知睡眼惺忪，老眼昏花，不二知道按错了哪一个键，竟把即将完成的书稿，一下子删除了一半。我大惊失色，手忙脚乱，赶紧设法恢复。但我使用电脑的水平，实际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心愈急，愈在键盘上乱按，便把错误搞得愈复杂。我鼓捣了半夜，始终无力回天。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等到天明，求助于几位校内电脑高手；高手们替我恢复的一些章节，却是一堆乱码。人家踌躇无计，只好拿到校外，付款请专业的电脑“医院”救命。又过了两天，群医经过会诊，表示敬谢不敏，连手续费也没有收下。看来，我这低水平的“搞手”，竟搞出了让群医束手的高水平的错误，实在可笑可怜。
这一回，轮到我像张生那样叫一声“我死也”了！几个月的劳动，被我手指轻轻一按，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到如今，我实在没有写下去的劲头了。可是，再一想，这书的前—半，保存在另一个U盘里，没有删掉。如果我就此撒手，半途而废，岂不是连同更前一段的劳动，也都丢到东洋大海了吗？想到这里，又心有不甘。怎么办呢？是回头补写失去的章节，还是就此打住？这哈姆雷特式的“死去还是活着”的问题，真叫我“两下里做人难”了！ （红娘语）经过奸几天的思想斗争，我咬咬牙，终于下决心补写失去的部分。这段期间，有时忽有所悟，有时又兴致索然，写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用电脑时，则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此这般，算是捱到了可以撰写“后记”的一刻。
今年的三四月间，我实在倒霉得很，除了这椿电脑事故以外，还差一点上了电话骗子的当。细想原因，看来是由于我的思想只专注于一点，结果，在许多事情上弄得七颠八倒。其实，只要是“人”，这样的毛病是常会发生的。由此推想，《王西厢》里的张生，在热恋莺莺时闹出许多笑话，实在一点也不稀奇。有趣的是，我们研究张生，却难免发生“张生式”的失误。此无它，但凡是“人”，人性，包括其弱点，都有其共通之处。
我在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引起我对《西厢记》的兴趣的，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看到由石凌鹤先生率领的江西赣剧团，到穗上演赣剧《西厢记》。演出后，广东戏剧家协会组织了座谈会，我有幸陪同王季思教授出席。在会上，人们纷纷提出对《西厢记》的看法，我也发表了——篇名为《张生为什么跳墙》的文章。其
后，王老师主编全国教材《中国戏曲选》，我校注的是有关《西厢记》部分。本来该有进一步探索《西厢记》的条件，不过，当时频频和学生下乡劳动锻炼，正常的教学也断断续续，遑论科研！
“文革”过后，我以古代戏曲作为研究重点，也发表过一些有关的论文。到了80年代中，我感到过去研究路子走不通了，离开了对一定时期戏曲形态的了解，离开戏曲演出的特点，把它和一般叙事文本等同起来，那么，所谓戏曲研究便只能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在彷徨无计之际，也为了配合当时隋唐文学史的教学工作，我把目光稍稍移向古代诗词领域，也胡乱写了一些文章。害得有些学术界的朋友以为我走投无路，已经放弃了对古代戏曲的学习研究了。
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我觉得应该先把注意力，集中对戏曲形态的研究方面上。由于解放后学术界一味强调理论分析，对文献和材科的发现不够重视，研究戏曲形态的工作更陷于沉滞。于是，我尝试从研究角色名称入手，在20世纪80年代中写了《旦、末和外来文化》一文，其后也跟着发表了一些与戏曲形态有关的论文。不久，康保成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他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到90年代中，保成从日本讲学三年后返国，我们有更多共同切磋的机会，在指导研究生时，也分头合作，多从这方面给予引导。于是，我们这一个研究团队，积卜多年的功夫，便有了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的成果。
不过，我也意识到，探索戏曲的形态，毕竟也只是戏曲研究的一个方面。我常对同学们说，戏曲，作为艺术，而我们又是作为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如何发掘戏曲的魅力和价值，让读者全方位地理解戏曲作品，是没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其形态的基础上，就应当进一步探索作者如何创作的问题。当然，研究戏曲，我们需要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沟通，但文学艺术的研究，毕竟又有自己的特点。文学是“人学”，戏曲归根到底是表现人的性格，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就有作者如何写“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戏曲艺术表现“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离开了对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也等于取消了对文学艺术的研究。
上述的道理，应不难理解。但如何进行研究，如何把剧本与场上演出结合起来，我实在也茫茫然。我又想，与其只说不练，不如大胆试水，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在主持编写了 《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就尝试写下了这一部不成熟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詹拔群、倪采霞、李惠、徐燕琳、孔颖琪、刘春晓诸君，给了我许多帮助。书成之际，蒙远在日本讲学的戚世隽博士赐序，在此，一并致谢。
黄天骥
写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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